The first version I heard of “Nearness of You” is from James Taylor. I was surprised to hear James Taylor, the icon of country music, to sing jazz. Yet, as an icon, his interpretation of a jazz classic is hallmarked with his sorrow and purity. James Taylor’s voice is clean and unchanged while this sweet song about the unique fluster between unfamiliar lovers is presented with melancholy country spirit. The melody and lyric of the song are simply magic. One can’t help listening to it again and again.

第一次听到的Nearness of You是James Taylor版的。当时挺惊讶，James Taylor是乡村民谣的泰斗。不过大师就是大师，一首爵士经典由他演绎出来也是带着独特的沧桑与纯情的完美结合。James Taylor的声线很干净，经年不变，这首原本甜蜜的关于初相识的恋人之间独特的忐忑不安的情歌给加入了乡村音乐都有的感伤。这首歌的旋律和歌词太有魔力，让人忍不住一遍遍听下去。

The second version I heard is from the present jazz superstar Norah Jones. Jones has several quite good interpretation of jazz classics, the most famous one, “Turn Me On”. I like both Nina Simone and Jones versions. But her version of Nearness of You is just weak. Not memorable at all, even the song itself is so beautiful, I just can’t bear to hear her ruin it.

  听的第二个版本是最新的爵士天后Norah Jones. Jones唱的爵士经典有些还是非常不错的，比如Turn Me On。她的版本和Nina Simone的版各有千秋。但是她唱的Nearness of You实在是太弱了。一首这么动听的歌给她唱得毫无特色，实在不忍心听她糟踏经典。

The last version I have is Etta James. I discovered Etta James at the vendor of pirate CDs near GW. He found I was only looking for jazz and recommended Etta. He called her an old woman singing hot jazz. J (It’s true!) The recommended album is not really jazz, but some rock and pop songs. However it was one of my favorite strong beats albums. Etta James voice and style is simply too captivating. She sings all the male songs with such confidence, a mama and mistress, someone on charge, more on charge than any men I’ve heard. Then I downloaded her pure classic jazz album “Time after Time”. Almost each song was terrific. However, this Nearness of You just brought too much for me at this moment. Etta’s voice is obviously not young and therefore her rendition of this seemed a youth song is much stronger than Jones’ young voice. As sophisticated and experienced as the character shown by Etta’s voice, one would still feel the butterfly at one’ stomach when someone you love is near. You would not notice the moon, the conversation or anything, it’s just the presence of your love so near that would intoxicate you completely. The frenziness and wildness…How much one can always long for…

至今听到的第三个版本是Etta James的。发现Etta James是在广外卖盗版碟的小贩那里。他发现我只找爵士碟于是给我推荐Etta。他当时说的是一个唱性感爵士的老女人。（还真所言不虚。J）他推荐我买的那张并不是爵士，里面全部是摇滚或流行歌。但这张应该是我至今最喜欢的劲歌专辑之一。Etta James的声音和唱功实在是太出色了。她唱的基本上都是男声唱的歌，但她唱得极为有个性，是妈妈也是女主人，那个操纵一切的人。我还从没听哪把男声有如此强的主人控制的感觉。于是后来下载了她的纯爵士经典专辑”Time after Time”。每一首歌都唱得很棒，只是这首Nearness of You带出了当下我的许多心情。Etta的声音一听就是有些年纪的，因此她演绎的这首似乎是年轻人的情歌就比Jones那把少女的声音要强烈太多。就如她唱出的那样，一个历尽情事聪明成熟的人在所爱的人面前仍然是心中猛跳，脉搏加速。月光，谈话都入不了你的心，就因为爱人近在咫尺而完全沉醉。晕乎乎又狂野的兴奋。令人永远都渴望的感觉。。。

It is sad when you get too close with someone that initial fluster would be gone and you will always just reminiscent some magic moments.

  可惜的是当两人渐渐熟识这种最初的忐忑便消失了，而你也只能在记忆中回味那些魔力的时刻。

The Nearness of You

It's not the pale moon that excites me,

That thrills and delights me, oh, no ?

 It's just the nearness of you.

It isn't your sweet conversation

That brings this sensation, oh, no ?

It's just the nearness of you.

When you're in my arms,

And I feel you so close to me,

All my wildest dreams come true.

I need no soft lights to enchant me,

If you'll only grant me the right

To hold you ever so tight,

And to feel in the night

The nearness of you.

  我在节目里面讨论的话题有时会激起听众们激烈的讨论，令我惊讶的是，我通常发现我的同事们接下来的那天会想继续讨论。有一天，我头天晚上播出的关于残疾人的节目引出了特别不同的观众意见，第二天我和行政处的主任老吴一起坐电梯。在电梯吱吱哑哑爬上十六楼的过程中，他跟我谈起了头天晚上的节目。他是我的忠实听众，而且很希望能和我交换关于我的节目的意见。我很为他的兴趣所感动。政治已经磨灭了大多数人对生活的激情，已经很少有老吴这样的中年男人还对保留对新鲜事物的好奇了。中国在媒体工作的人也很少看，听或者读他们自己媒体的东西：他们知道那些都只是党的喉舌。

   “我觉得你昨晚的节目讨论的话题特别有意思，”老吴说。“打进电话的人同意我们应该对残疾人有更多的同情和理解。同情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理解就不那么容易。有多少人能打破自己健全人的思维方式以残疾人的思维去理解他们呢？还有，那些天生的残疾人应该和后天致残的人的经历分开。当然。。。哎，怎么回事？红灯是不是亮了？”

  电梯突然停了，警报灯也亮了，但谁也没紧张——电梯坏了是每天的常事。幸好，电梯停在一个楼层上而不是两层楼之间，修理员（大楼里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很快就把门打开了。老吴走出电梯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差不多跟命令一样：“欣然，找时间尽快跟我聊聊。别净顾着你的听众了，听到没有？”

  “哦，听到了，”老吴走开时我大声的回答说。

  “那你听说了，欣然？”一个节目监制在走廊上拦住我问。

  “听说什么？我在和吴主任说话，”我说。

  “我还以为你听说了昨天编辑部关于你节目的争论呢。”

   我知道我的同事们的嘴有多厉害，于是卫护的说。“他们在争什么？话题本身？听众说的话？还是我说的话？”

  “他们在辩论是天生残疾不幸还是后天致残不幸，”节目监制一边没精打采的回答一边头也不回的走开了。

  那天早上，编辑部似乎重新继续了头天晚上的讨论。我走进办公室的时候，有七八个人正激烈的争论着；有两个技术人员都加入了。他们都对这个话题反应很强烈：有的人争得脸都红了，有的用拳头或鼻敲着桌子。

   我头天晚上已经经历了关于残疾人的讨论的困境，我的听众在节目播出结束很久后仍然拉着我在讨论，我直到凌晨三点才回到家里；于是担心被再次卷入这场争论中。我尽量不引人注意的收起我来拿的信，赶紧往外走。

   我刚走到门边，老陈喊，“欣然，别走！你点燃了这把火，你来把它熄掉。”

   我咕哝了一个借口—“我呆会儿回来，领导马上要找我谈话。”——我赶紧走入领导办公室希望能避避难，却发现他正在等我。

   “谈个鬼！”他说。

我紧张起来，做好最坏的打算。

“这是打入的电话记录。我觉得其中有可能会做成一个很有意思的采访。你看一下，今天下午交一些想法给我，”他不容分说的把一张单塞进我手里。

电话留言中有一个是给我的：一个在精神病院的前国民党上将的女儿，并叫我跟一个李医生联系。没有任何看来可能有意思的故事的细节，但是我知道主任一直是很敏锐的，如果他说可能有材料，那可能就真的是有。他有一种从小的细节中嗅到好的新闻材料的天赋。我一直认为他能够在言论自由的职业环境中极为成功。

我给李医生打了电话，他的话不多。“这个女人是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她有精神病，但她不是天生这样的。他们说她小时候在江苏省的作文大赛中得过很多大奖，但现在——”他突然打住了。“对不起，我能和您面谈吗？”

我马上答应了，我们于是约好当天下午一点半在医院见。

寒暄几句后，李医生带我去见这个女人。我们进入静静的白色病房后，一张苍白且面无表情的面孔转了过来。

“诗琳，这是欣然。她来看你了，”李医生说。

诗琳没说话，她脸上的表情也没变。

李医生转向我说，“她对什么都没有反应，不过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尊敬的待她。她不是天生就有精神病的——她曾经也能理解正常的感情和对话。”他看了看表。“昨天，诗琳的家属听了你的节目，其中一个叫我和你约一下。我现在正在值班，但请稍等片刻。诗琳的家属应该马上就到了。”

我还从没单独和一个有精神病的人相处过。我试着和诗琳说话，她似乎也听见我跟她说话了，但是她却没有任何反映。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便拿出随身带的速写板给她画像。她仍然是一动不动，对我的行为完全无动于衷。

诗琳非常漂亮。我猜她的年纪应该四十左右，但她眼角的皮肤光滑细腻。她的五官非常的齐整，匀称，她的鼻梁直直的，直把人的目光吸引到她又细又长的眼睛。她的眼角微微上扬，就像马上要笑了似的。她的嘴很小，嘴唇很薄，就如中国古代画里的美人一般。

我还没来得及完成素描，诗琳的家人到了：她的姨妈和表妹——一对母女。诗琳的姨妈汪月，是个爱说话的胖胖的女人。诗琳的表妹王玉三十来岁，是一家杂志社的会计。

汪月说，头天晚上他们家在睡觉前打开收音机听我的节目。她说他们家每天晚上都在睡觉前听我的节目，说有助于他们入睡。我暗自想我的节目是不是这么有催眠效果，不知道是好气还是好笑。

汪月的女儿明显注意到我尴尬的表情并捏了捏她母亲，但汪月没理会。她告诉我，她听着头晚有些听众打进电话说天生有精神病比后天导致的要悲惨，觉得非常气愤。诗琳的一家完全不同意，而且很恨那些这样说的听众，认为他们完全是错的。

汪月说得很激动。人们能够忘却他们所经历的痛苦吗？曾经有过知识和理解却无可挽回的丧失了当然比那些从来不知道知识和理解为何物的人更凄惨。汪月说他们一家人听得气愤填膺，整晚都没睡。他们决定讲出诗琳的故事来证明他们的观点。汪月在讲着诗琳的故事时，诗琳的表情一直是木然的。

诗琳是一个国民党将军的女儿，是家中的排行老幺。和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不同，诗琳从小就娇生惯养。1945年国共两党开战后，诗琳的爸爸升职成为国民党方面的将军。和共产党相反，国民党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是一个致命的弱点，因为当时农民占全中国人口的98%。虽然有英美的支持，国民党的情况急剧的恶化。蒋介石的七百万军队很快被击溃并败守台湾。国民党赶紧向东撤退时，很多当时的将领都没来得及安排家人的撤离。诗琳家就是其中之一。

1949年春天，七岁的诗琳已经在北平的外婆家住了两年。她正准备回南京的家里开始念书。她母亲来信说由于她父亲在外地打仗因此她不能亲自来北平接诗琳。她外婆年事已高也没法送她，于是最后大家决定让诗琳的姨妈汪月带她回南京。

当时正是国共两党交战的关键时刻。当汪月和诗琳到长江边时，但是当时南北唯一的交通工具渡江筏子停开了。长江两岸堆满了待运的货物。

她们在等着过江的时候听说，南京正面临着最重要的一仗，共产党的一百万军队正准备过江。虽然如此，她们除了回南京也没有其他办法。当她们随着大堆的人流回去后却在诗琳家门口看见一张大大的红旗飘扬；一大堆解放军战士已经驻扎了进去。

汪月于是不敢停留，而是催着诗琳快走，并去附近的商铺茶馆打听诗琳一家的情况。有人看见这家人打包了好多箱东西离开，还遣散了家里的很多下人。有人听说她家人在解放军过江的前一天晚上突然消失了。没人知道确切的消息，但看起来诗琳一家已经撇下她逃去台湾了。

很快，汪月听说由于和诗琳爸爸的关系，她外婆已经在共产党抄他们在北平——当时已经被新政府改名为北京——时去世了。回北平已经不可能了。没有其他的法子，她们只能在南京的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一天好心的房东告诉她：“你不是会读书写字吗？新政府在为新学校招老师呢——你应该去试试。”汪月也是半信半疑，不过她还是报了名，而且被录用了。

虽然汪月当年才二十岁——只比诗琳大十三岁——为了掩人耳目她叫诗琳在外面叫她妈妈。以母女的身份，新政府的学校给他们分了一间房间，还置办了一些东西，而诗琳也在这所小学入学了。

汪月画上妆，把头发挽起来，然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看起来像诗琳的妈妈一些，而且每天早上出门前都叮嘱诗琳不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千万不要提起父母和她家的情况。虽然诗琳牢牢的记住了姨妈的叮嘱，但是却没有意识到泄露消息的后果。孩子们总是喜欢炫耀的；有一次在用豆子装的布包完叠子游戏时，诗琳告诉同学说她爸爸以前给她玩的布包里面装的都是珠宝。她的一个同学告诉了家里，于是这个话便传开了。

那个时候人人都希望能有些政治上的有利条件来巩固自己在新政府里面的位置。很快，当地驻军就派了一个代表来叫汪月交待“死去的丈夫”，诗琳的父亲的具体情况。

一天晚上，汪月教书的学校的校长异常焦急的来找她们。“你们俩得马上走——他们要抓你们了。走得越远越好。不管怎样，再也别回南京来了。他们说诗琳是国民党将军的女儿，你犯了窝藏反革命罪。我不想听你解释。这种时候知道得越少越好。什么东西也别收拾了，他们随时都可能会封江。如果今后有什么需要就来找我。我要走了，如果解放军抓到我，我们全家人也要卷进去了。”

汪月急得快哭了，一把抱起还在半梦半醒中的诗琳赶快逃出了南京。汪月根本不知道该往哪里去，也不可能找人帮忙。她想都不敢想如果万一她们给抓到了会怎么样。她们走了将近三个小时，天快亮了，但南京似乎仍然就在她们身后。诗琳再也走不动了，汪月赶紧将她推到路边的树丛中坐了下来。但是地上满是露水湿湿的，但诗琳实在是累坏了，马上挨着姨妈便睡着了。汪月又怕又累，流着泪也睡着了。

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把汪月叫醒了。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高高的年轻人站在她们面前，担心的看着她们。

“你们怎么睡在这儿？”那个中年妇女问她们。“这里又湿又冷。赶快起来找个人家，或是别的地方睡，要不然你们要生病的。”

“谢谢您。但我，我们真的走不动了——这孩子也是太累了，”汪月回答说。

那个中年女人一边打手势叫那个年轻人抱起诗琳一边问：“你们这是要去哪儿？”

“我不知道。我们只想离南京越远越好。”汪月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逃婚吗？啊，带了个孩子是更难些。”这个女人好心的说到。“等等，我跟我先生商量下办法。这是我儿子国为，这是我先生。”

站在一旁的中年男人看起来很书卷气，很和气。他说话很快，但很和蔼。“没必要说了。再说，我们怎么能丢下你们孤儿寡女呢？来，我来背你的包袱。国为来照顾小姑娘。婷，给她帮个手。”

在路上，汪月得知这个中年男人叫王铎，曾经是南京一所学校的校长。他的太太柳婷曾在进步女校受过教育，因此在学校帮着丈夫教书记账。王铎老家是扬州的，祖上都是教孔子的私塾。私塾早因为各种战事和近年的兵荒马乱关了，现在成了一家人的安身之所。王铎成婚后，祖传的职业和财产也传给了他。他本想开所学校，但在扬州这样的小城要实现太困难了。因为他想让自己的独子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于是全家人去了南京，在那里待了十年。

在动乱的年代里，王铎在南京办学校也很艰难。他很多次都想回杭州安心写书，但柳婷希望儿子能在南京读完高中，于是他们一次次留了下来。现在国为高中念完了，他们也就准备回扬州了。

汪月没敢告诉他们实情，只说有些东西无法用言语说明。那时候，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知识是危险的。清政府倒台后，中国陷入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混乱军阀统治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四十五年间是最乱的时候：天天都有改朝换代。没有人知道新成立的共和国的政策，所以有句话说：“莫谈国事，少谈家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王家也没有追问汪月细节。

扬州是南京附近风景如画的水边小城。当地的特色小吃蒸菜包，萝卜干和炖豆腐皮驰名全国。扬州姑娘也是出名的漂亮和白皙。扬州的田园风光和山水入画吸引过许多文人墨客。京剧大师梅兰芳，新月派的著名诗人徐志摩和中国当时的国家主席江泽民都出生在这里。

王铎家的房子是扬州西郊瘦西湖边典型的院落。数百年来的人工栽培令瘦西湖成为了中国最美的湖泊之一。

他们离开的日子里，这个房子由一对老夫妇照看，所以他们回去时家里还是整洁干净的。虽然这个房子很老，但一切都带着令人愉悦的书卷气。她们刚到扬州不久，汪月和诗琳都发起了高烧。柳婷很担心，去请了中医大夫。大夫说她们是受惊受寒，并开了些中药，柳婷都煎着给她们喝了。

汪月和诗琳一两个星期后便痊愈了。但诗琳不再是从前那个活泼好动的诗琳了，王家人带她去和邻居家孩子玩时，她总是躲在大人后面。汪月以为诗琳还没从从南京的逃亡中恢复而已，很快就会好的。

不久，柳婷对王越说，“我先生说你能写会画。要是你愿意，你就和我们呆在一起，帮帮学校的忙。你就叫我们叔叔阿姨，叫国为做哥哥。我们也会帮你照看诗琳的。”

汪月非常感动，马上接受了。

五十年代扬州的政治气氛远比大城市要宽松。扬州的人们也不太热衷于政治，传统上都是本本份份的过日子。王家的好心和真诚令汪月忘却了过去几个月的恐惧和不安。

国为在一间新建的小学教书，他每天都带诗琳去上学。回到同龄人中的诗琳慢慢不再那么怕人，回到了从前的样子。

国为很喜欢他新的工作，因为学校的氛围自由而且活泼，也不区分贫富。国为的努力得到了学校的赏识，也经常安排他参加许多课外活动。当国为在家里激动的谈起他的新工作时，他的父母总是提醒他要谨慎些。汪月是一个忠实的听众，而且也对国为的热情表示出理解和兴趣。他们相爱了，并在汪月到扬州的第三年订了婚。

汪月在她订婚的那天告诉了王家关于自己的真相。柳婷一边听，一边拉着汪月的手说；“你受苦了，受苦了。”

王铎说：“诗琳是你姐姐的孩子，她也就是我们家的孩子。从明天开始你是王家的女儿，诗琳也就是王家的孙女。”

诗琳已经管王铎和柳婷叫爷爷奶奶，也叫汪月作妈妈，但要她管国为叫爸爸还是很难。她那时已经十岁了，特别是要她在班上的同学面前改口特别难。但在汪月和国为结婚的那天，她主动叫了国为声“爸爸”。国为又惊又喜，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举了起来，直到柳婷叫着，“快把她放下来，你都把她捏痛了。”

诗琳聪明好学，而且还有一家人老师的教导。她在学校成绩优异，还跳了级，从三年级直接升到了五年级。诗琳六年级时参加了江苏省北部地区小学生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后来她还获了江苏全省作文比赛的三等奖。汪月和国为高兴坏了——连他们自己第一个孩子的哭声都没管。家里每个人都非常骄傲，邻居们也纷纷夸奖诗琳是个聪明的孩子。

第二天，国为正在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写对联的时候，一个女学生上气不接下气的进来说；“王老师，快来。男生们骂诗琳，诗琳跟他们吵起来了。诗琳累坏了，但女生们不敢帮她的忙——只要帮忙的男生们都会打！”

国为匆匆的赶去学校的小操场，听见男生们对诗琳喊着：

“冒牌货！”

“野种！”

“野种通常都很聪明！”

“去问问你妈妈你爸爸是谁。怕是沟里的酒鬼吧。”

国为冲过去，推开围在诗琳身边的男生，咆哮着说：“谁说诗琳没爸爸？谁敢再说一个字，我会打得他一句话都说不出！不信的话，试试看！”

那些捣蛋的吓得赶快跑了。诗琳在国为的怀中颤抖着，脸色白得像一张纸一样，满头大汗，嘴唇也咬出了血。

回到家后，诗琳发起了高烧，嘴里一遍遍地念着：“我不是野种，我有爸爸妈妈。”柳婷和汪月轮流看护着她。

医生告诉他们诗琳受了刺激，心律也不齐了。如果她的烧不能很快退下来，很可能会导致大脑受损。他很奇怪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怎么会受了这么大的刺激。

王铎愤怒的说：“这个国家一天不如一天了。小孩子们怎么能做下这样的事。他们根本就是在杀人啊。”

国为不停地向家人道歉说没有照看好诗琳，但大家都知道不是他的错。后来，国为弄清了操场上的事是怎么发生的。一个大点的男孩子想要抱诗琳，但被诗琳拒绝了，她还叫他放规矩点。这个男生恼羞成怒的指着诗琳叫喊：“你以为你是谁？谁是你爸爸？你脸上连王国为的一点影子都没有。回家问问你妈妈是和哪个野汉子偷了人生下你这么个杂种的！别在这假清高！”他命令年纪小一点的男生围着诗琳骂她，威胁那些不听他命令的。国为气疯了，完全没顾上作为老师的尊严和任何后果，把那个男孩抓来狠狠地揍了一顿。

诗琳恢复了，但她很少说话，也很少出门，常常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中学入学考试近了，所以人人都以为她是在复习不想被人打扰。汪月是唯一觉得不自在的人。她总是觉得诗琳有些不对劲，但不敢和任何人讨论她的猜疑，担心让家人陷入麻烦。反右派这样的政治运动已经在扬州开始了，许多愚昧没有教育的人将这视为缩短贫富差距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抄富人的家，分财物。他们已经开始列富人清单，准备在革命的名义下制造混乱。王家觉得惴惴不安，因为他们处在富人和一般人之间，所以他们永远都不知道有哪家人会处于报复将他们列为富人之列。

如大家所预料的，经历了操场事件后诗琳的中学入学考试考得没有她应该能考的好，但她的分数也足够让她进入重点学校。她选的学校里家里不远，汪月这才安心了点。

诗琳在学校仍然沉默寡言，但在家里却话很多。她开始问王铎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背后的原因，以及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宿怨。她也常问汪月关于她父母的事情，但由于年龄的差距，汪月对她的姐姐所知甚少。汪月在姐姐去南方读书时还很小，而姐姐结婚时她才三四岁。诗琳觉得汪月是在故意逃避，因为不想让她沉浸在过去里。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婚外情被看成是“反革命”罪行，红卫兵于是将汪月因为在婚前便有了诗琳打成反革命。当时怀着第二个孩子的汪月成了红卫兵开的宣判大会上的常客。自始至终，她都一言未发。王铎，柳婷和王国为都轮流被送监受审，但他们三个都众口一致的说他们对汪月和诗琳的过去一无所知。这些迫害他们的红卫兵中其中一个就是当年想抱诗琳的那个男生。他无情的羞辱着他们并疯狂殴打国为，国为左脚从此永远的跛了。

红卫兵们在审问折磨王家人的时候还强迫诗琳在一个窗口观看。他们抓她的头发，掐她的眼皮，几天几夜的不让她睡觉，让她看着国为的脚被致残，汪月捂着肚子，王铎和柳婷因为害怕而发抖，汪月的小儿子躲在墙角哭泣。汪月的脸上一直都没有表情，但她却一直流着汗发着抖。当红卫兵准备用棍棒又去打国为的右脚时，诗琳突然用尖得不似人声的声音叫道，“别打他，别打他！他们不是我的父母。我爸爸叫张宗仁，我妈妈叫汪杏，他们在台湾！”

大家都惊呆了，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王家的人冲到窗口面前喊道：“不是的！她疯了，她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诗琳看着他们喊着，然后大笑了起来。“我知道我不是野种，我有自己的爸爸妈妈。”她说着便突然嘴角冒白沫，然后便倒了下去。

红卫兵们查出了诗琳说出的名字，根据他们对诗琳父母身份的认证和他们搜集的其他证据，他们将王家全部关进了监狱。王铎身体一直很虚弱，在监狱里频频犯病，最后死在了狱中。柳婷的半边身体由于睡在监狱的地板上瘫痪了。汪月在狱中生下了第二个孩子，一个女儿。为了纪念王家，他们给孩子取名王玉，因为玉是王字加一点。孩子小名叫小玉，因为她又小又弱。他们十年后从监狱里放出来时，国为之能靠着拐杖行走。

汪月和国为在八十年代后期遇到了当年迫害他们的红卫兵之一。他承认了除了诗琳的父母是国民党将领的照片外，所有其他的证据都是污造的。

诗琳的精神已经不正常了，但她的情况时好时坏：有些时候她比较清醒，有些时候又很糊涂。红卫兵把她送去湖北的一个农村接受农村“再教育”。她因为精神有问题不能干粗活，因此被分配去干相对较轻松的放牛。很快，村里的男人开始找借口去诗琳放牛的边远草坡。他们发现要让诗琳发疯只要问一句：“你爸爸是谁？”

她会疯了似的又笑又叫，然后就会昏倒。她不清醒的时候，这些男人便强奸她。如果她反抗，他们就会一遍遍的喊：“谁是你爸爸，你是野种吧？”直到诗琳无法听从他们的命令为止。

一个好心的奶奶在听见一对夫妇吵架的时候得知了这件事。她站在村中骂村里的男人，“你们这些没心肝的畜牲。你们要遭报应的！”这位奶奶将诗琳带到她家住，但她已经对周围的一切失去反应了。

1989年初汪月和家人终于在湖北的农村找到了诗琳，并将她接了回来。诗琳没有认出他们，他们也几乎认不出在农村呆了多年的诗琳了。汪月带诗琳去医院做了一次详尽的体检。当她得知结果时，她病了。报告结果中写着，诗琳的身上满是咬痕，一个乳头的一部分给咬掉了，阴唇被撕裂，子宫颈和子宫严重受损，里面还有一根折断的树枝。医生们无法得知这根树枝在她身体里已经有多久了。

当汪月从病中恢复，她给诗琳呆过的湖北农村的领导打了电话，告诉他们她要把他们因为侵犯诗琳的罪行告上法庭。领导们向她求情：“这是个穷地方。如果所有的男人都被关起来了，孩子们就要挨饿了。”汪月最后决定不告他们，但当她放下电话时，心里想着：“老天会惩罚他们的。”

虽然担心寻回失去的记忆会给诗琳带来巨大的痛苦，国为仍然试着想办法能帮助诗琳重新拾回对周围的意识。七八年的时间里，汪月和国为找尽了各种处方，但没有一个有用的。他们想过问诗琳她的爸爸是谁这个办法，但他们太害怕后果了。

汪月想办法和诗琳在台湾的姐姐和哥哥取得了联系，他们也来看了他们多年失散的妹妹。但他们无法将这个没有反应，双眼无神的女人和他们父母描述的那个活泼聪明小姑娘联系起来。但诗琳张得非常像他们的妈妈，她的身份是无容置疑的。

汪月没有告诉他们导致诗琳现状的真正原因。她并不怕他们怪她没有照看好诗琳，但她知道没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根本没法想象和了解那一切。汪月不想播下仇恨的种子，因此一直都不愿意讲出诗琳故事的细节。她告诉他们诗琳是因为出车祸而失去了意识。当诗琳的哥哥和姐姐们问到诗琳是否经历了很多痛苦时，汪月安慰他们说没有，说她在车祸后很快就失忆了。

但汪月却无法自问诗琳在失去意识前对受的痛苦有多少是清醒的。我很不情愿的告诉她说，像很多在成年期间失去意识的人那样，她一定是经受了极大的痛苦才会这样的。诗琳的痛苦自从童年他们从南京逃离的那晚便开始一层层积淀了，而且她从来没有真正释放出来过，因为她不愿让王家的人难过。在湖北那些年遭受的侵犯彻底的摧毁了她的意识。

当我那天下午从医院回到电台准备当晚的节目时，办公室里空无一人。桌上有一杯果汁还有一张孟星留下的纸条，说她担心我会太累了。孟星是出了名的铁石心肠，从不给人什么东西，所以我很感动。台领导也在我桌上留了一张纸条叫我第二天交上我对国民党女儿的采访的报告。

第二天上午我告诉了领导关于诗琳的事，但是告诉他我们不能播这个故事。他很惊讶，“怎么了？通常你是求着要播故事的。”

“没什么，”我回答说“但是我实在没办法再讲一次这个故事还做一个节目。我会受不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你说有什么故事太令人受不了，这个故事肯定很令人难受。那我希望你能够把它放下来。”

我没能和老吴谈关于残疾人的话题。他在那个周末的一次宴会后因为肝病去世了。在他的悼念仪式上，我默默的告诉了他我的想法，知道他肯定会听到的。人离开这个世界后全靠那些关于他们的记忆而活着。有时候你能感到他们的存在，看见他们的面孔，听见他们的声音。

一九四六年，静宜通过了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在报名入学的第一天，静宜第一次见到了顾达。在一群学生中顾达并不出众，并不特别英俊或有才华。静宜第一次看见他时，他正默默的帮同学们提行李，就像大学的脚夫。静宜和顾达分在一个班上，很多男同学都因为她的美貌和可爱而追求她。而顾达则总是一个人坐在教室的角落里，或是在学校的花园里埋头读书。除了觉得他是个书虫外，静宜没有特别注意到他。

静宜是个活泼的女孩，经常会提议一些同学们都喜欢的活动。一天在大雪过后的晴天，学生们很兴奋的来到户外堆雪人。静宜建议堆两个雪人，用冰糖葫芦做鼻子，然后男女生分别一个个蒙上眼睛去亲雪人。幸运的可以吃到糖葫芦，而其他的只能吃到一口雪。

那个年代公共交通设施和自行车都不普遍。弄到玩这个游戏的糖葫芦的唯一办法是在冰天雪地中步行几个小时去到北京市中心——当时叫北平。班上那些平时围着静宜转的男生没有一个人自荐去买糖葫芦，好几个人悄悄的溜回宿舍了。静宜觉得很失望，觉得他们都不好玩，但是并没继续追问。

第二天，雪下得更大了，整个大地都笼罩在一片白茫茫之中，大部分同学都留在教室里读书。大约晚自习进行到一半时，在昏暗的灯光下，一个满身是雪的人走进来。他走到静宜身边，艰难的从口袋里掏出两根北平冰糖葫芦。这些冰糖葫芦都结成冰棍了。大家还没来得及看清这个人是谁，他就转身离开了教室。

处于惊讶中的静宜认出来那是顾达。第二天同学们高兴得谈论着如何玩静宜的游戏时，她却若有所思的站在一边看着那两根冰糖葫芦，想象着顾达是怎样步行去买来的。

顾达没有参加第二天的游戏。他的室友说他象喝了药水，睡得像个死人一样。静宜有点担心他是累病了。但晚自习的时候，他照常出现了她才放下心来。晚自习结束后，静宜专门走去感谢他。他只是害羞的笑了笑说，“没什么。我是男人嘛。”

顾达纯朴的回答深深打动了静宜。她一次感到男性的坚韧与力量；她开始觉得像书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整晚想着心事。

静宜开始仔细的观察顾达。他的沉默寡言引发了她无数的猜测，她总是思考着他的种种行为。除了买糖葫芦给她的那次，顾达对她很冷淡，和其他那些热烈追求她的男生完全不同。她开始希望引起他的一些注意，并找各种借口和他说话。他很平淡的回答她，在语言和行为方面都没表现出任何特别的关心。顾达的矜持不仅仅没有让静宜退却，而是更提高了她的期望。

静宜对顾达的好感令很多她的追求者极为愤怒。他们嘲笑着顾达木纳的举止，说他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指责他玩弄静宜的感情。这些话都不是当着静宜的面说的，但班上一个女学生告诉了她，并说，“顾达肯定真是个木头疙瘩。他只说，‘身在其中的人才能辩知真假’。”

静宜很是佩服顾达面对这些嘲笑的冷静，认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然而，她也禁不住懊恼顾达一直以来不温不火的态度。

就在期末考试之前，顾达突然连续两天没来上课；他同宿舍的人都说他在睡觉。静宜不相信他仅仅是在睡觉，但因为男女生不能进入对方的宿舍她也没法去看他。第三天，她在大家都埋头学习的时候偷偷溜出来去了顾达的宿舍。她静静的推开了门，见到顾达睡在床上。他满脸通红。当她伸手去探探他的被子，里面也是火热的。虽然那时除非是夫妻男女之间任何身体的接触都是禁忌的，静宜毫不犹豫的摸了摸顾达的额头和脸颊。他的额头和脸颊也是滚烫的。静宜大声的叫着他的名字，然而顾达没有回应。

静宜赶快跑回教室叫着救命。大家都被她慌张的神色吓注了并四散去找老师和医生。后来医生说幸好顾达被及时发现了：如果再迟半天没有医药的话，他肯定会死于急性肺炎。那时在清华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开了一二十剂中药，并说最好由他的家人来照顾他，给他敷冷毛巾并用冰擦他的手脚。

顾达从没提过在北平有任何亲友。他家在南方，当时火车也不通，因此没有办法联系他的家人。而且不管怎样，他们无法在这个紧急关头及时赶来。医生在准备离开的时候处于窘境之中：他觉得顾达在这群年轻人的看护下恐怕很难活下来。在同学们一片诚恳的讨论中，静宜走向医生冷静的说，“我来照顾她。顾达是我的未婚夫。”

院长是个好心的人。他安排顾达宿舍其他的同学住到另外的地方，这样顾达可以有安静的环境，静宜也可以陪在他身边。

连续十天，静宜给顾达敷冷毛巾，给他擦身子，喂他吃饭，煎药给他服。顾达的宿舍里彻夜亮着灯，里面传来中药苦涩的味道和静宜微弱的歌声。她一首接一首的唱着南方歌谣，希望能让顾达在对家乡的思念中苏醒过来。同学们，尤其是男生们想着美丽的静宜这样照顾顾达，不禁叹息。

在静宜的精心照顾下，顾达恢复了。医生说他是到鬼门关走了一遭。

他们的爱便这样巩固了——每人能否定他们为互相作出的牺牲。虽然在背地里还是有人愤愤的说静宜和顾达在一起是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接下来四年的大学生活中，静宜和顾达在学习和生活上都互相支持。每一天都是他们爱的见证——他们的爱一天天坚定。他们都投身于理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地下党，憧憬着新时代和新生活，想象着他们的孩子和金婚纪念日。

他们刚好在新中国成立时毕业，他们突然曝光的身份为他们赢得了极大的社会尊敬。他们分别被军队叫去面试。他们都是学机械工程的，新的祖国，仍在襁褓之中，需要他们的知识来保护国家安全。那是一个庄严的时代，一切都带着使命感。静宜和顾达在地下党的经验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接受任务并坚持到底。一切事情，包括分离，也只能无条件的接受。

静宜被分配去了西北的军事基地而顾达去了东北的军队。在分开前他们约好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重逢，到时他们可以分享彼此的成绩，然后再一起去北京市中心吃糖葫芦。然后他们会申请结婚，并调去顾达在南方太湖边的家乡，在那里开始新家庭。这个约定深深的印在静宜脑海中。

然而事与愿违，一年后朝鲜战争爆发，他们都各自忙于工作。他们第三年的分离中，静宜被调去中国中部一个特别军事研发基地，任何人都不得探访。第四年，顾达被调去东部的一个空军基地。静宜盒子里情书上频繁更改的地址证明他们两对于新中国的建设是多么不可缺少。

他们对对方的留恋在信中明显的流露，然而重逢的机会越来越渺茫。因为对党的任务令他们一再延期重逢的时间，而且也经常中断他们的通信。在五十年代后期的政治动乱中，静宜因为家庭背景而受调查，并被送去陕西农村“劳改”。那时，连国家防务的重任也次于阶级斗争。她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能写信也不得擅自离开。她想顾达都快想疯了，然而负责监督她的农民不肯帮她。他们不能违抗毛主席的命令让她离开：她有可能是间谍或是和反革命联系人。后来一位老实的干部给她建议了一条出路：她可以和一个农民结婚，然后就能改变自己的阶级成分。还在深深爱着顾达的静宜觉得这种想法完全不能接受。

静宜在陕西的农村劳动了九年。村里的小溪既是村中的生命线也是村里的人集会的地方。静宜将这条小溪看成是她与顾达唯一的交流方式。几乎每天晚上，她都会坐在溪边无声的倾诉她的思念，希望流动的溪水能将她的思念带到不管身处何处的顾达身边。而溪水却从来没有给静宜带来任何外界的消息。

几年下来，村里的人们渐渐忘记了静宜任何不同的特征，她已经长得和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没有什么区别了。但有一样令她还是与众不同的：她是村中唯一一个到了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女人。

六十年代末，一个农村干部到村里来下达政府转移静宜的命令。首先，她得证明她的素质还是没变的。在田地里的劳动已经令她迅速的苍老，外表也起了很大的变化。她以前的同事一开始都不敢认她，也无法详细她还保留着以前的技艺。他们给她各种测试和实验，让她分析问题并描述过程。一个星期后，他们最后得出结论她的聪明才智还是没有改变的。

其次，但对静宜本人来说更重要的是，她需要和顾达联系上。她的同事们都为她的痴情感动，都帮着她打听消息。经过三个月的搜寻，他们所有知道的就是顾达在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被作为反革命和国民党特务给关起来了。对所有他曾经可能被关的监狱的询问结果都是令人失望的：顾达似乎每个监狱都经过了，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接下来去了哪里。静宜开始绝望，但是并没放弃。只要没有顾达死亡的消息，就还有希望，并支撑她的生命。

在接下来文化大革命的几年中，静宜北她大部分其他的同事和同学都要幸运。因为她的技术，她收到特别保护；军事基地的领导人很有技巧的将她藏起来，躲过了多次红卫兵的搜索。她明白领导们是冒着巨大的风险来保护她的，并以对好几个重要科学项目的贡献来回报。

静宜从未停止对顾达的寻找。她去了他有可能去过的每一个村镇，甚至还去了他们曾经梦想的太湖。在朋友的帮助下，她在湖边的地区找了两个月，但却没有任何顾达的踪迹。

进入八十年代，在改革开放政策后，人们终于从无尽的政治社会混乱的噩梦中醒来，并开始整顿混乱的局面。静宜只是千百个通过书信，电话和个人寻找失散的家人亲友的人群中的一个，旁人对静宜的深情也不为所动，顾达是静宜的爱人，不是他们的。文化大革命麻木了许多人的神经，苦涩的经历已经让人们习惯于将基本的生理需求和政治安全放在同情或感情前面。

当静宜1994年收到清华校庆的聚会名单时，她渴望的寻找顾达的名字，然而上面却没有。她上北京参加聚会的时候带了好些求助信，准备在老同学们中间分发。

校庆的第一天，人们从全国各地来到清华校园。年轻人们兴奋的互相打着招呼：时光还没有多大程度的改变他们。大部分年长的校友则比较拘谨，直到他们走进他们年级本班的聚会室时他们才能确切的认出老同学。

第一眼没人认出静宜，她也有些人没认出来。一个在校大学生将她带到他们年级班级的聚会室。她走进教室时一眼便认出了一个背对着她的安人，一个她永远不会陌生的人的身影，不管时光的艰难如何改变了它——顾达。静宜几乎不能自已，她开始颤抖起来，她的脉搏加速，头也有些眩晕。旁边的大学生赶快扶着她，问她出了什么事；问她是否有过心脏病史？她说不出话来—她作了一个她没事的手势，并指着顾达。

她强忍着想走到他身边，但她的心潮澎湃得令她几乎一步也走不了。正当她准备走过去时，却听见他说，“这是我爱人林贞，我大女儿念华，二女儿静华，和小女儿宜华。对，对，我们刚到。。。”

静宜呆住了。

顾达刚转过身，看见静宜便僵住了。他傻了一般的盯着。他身边的妻子担心的问他什么事。他用颤抖的声音说：“这。。这是静宜。”

“静宜？她不可能。。。”他妻子听过她的名字。

三个老人都呆住了，好一阵子都说不出话。顾达的妻子满含着眼泪地告诉静宜说他是听到静宜的死讯才结婚的。然后她便勉强站起来，要让静宜和顾达单独谈谈，而静宜把她留住了。

“请。。。请别走。我们之间都是过去了，年轻时候的事，你们现在已经是一个完整的家了。请别伤害这个家庭。知道顾达过得幸福我就很安慰了。”

静宜说的话并不是真心的，但她说得很真诚。

当顾达的小女儿知道静宜是谁的时候说，“我们三姐妹的名字开头合起来就是‘念静宜’。爸爸妈妈说这是为了纪念你。文化大革命把这么多人的生活都打乱了。请您一定想办法原谅我的父母。”

静宜突然平静了下来，并找到力气站起来和顾达的妻子握手说，“谢谢你们记得我，谢谢你给他一个这么幸福的家庭。从今天开始我会高兴一些了，因为我少了一样牵挂。来，我们去和其他人聚聚吧。”

大家都得到了静宜暗示，并向礼堂走去。当他们做到各自的席上后，静宜偷偷溜出去回到了旅店。她把所有带来的求助信都烧了。她多年珍藏的希望和暂时的平静也随着灰飞烟灭。

几天后，她打起精神给单位打了个电话说她还要多请几天假。她的同事告诉她有一个叫顾健的人给她拍了电报，叫她尽快与他联系。静宜这才意识到，由于一些她不知道的原因顾达改名叫顾健了，所以她才一直没找到他。

静宜搭上南下太湖的火车，准备在找一件像她和顾达曾经梦想过的房子。然而她既没有足够的精力也没有足够的钱来完成这个，所以她便住进了湖边的酒店。她什么人也不想见，只是靠方便面活着，日日夜夜的思考着。

静宜的故事差不多讲完了，她虚弱的举起了一只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圈。

“四十五年对他的思念已经让我的眼泪流成了一湖水。每天我都带着信念和爱等在湖边。我相信我的爱人会从那湖中走出来把我抱在怀中—但当他终于走出来时，旁边却有另一个女人。他们的足迹扰乱了我平静的湖面。涟漪扭曲了太阳和月亮的倒影—我的希望也消失了。”

“要继续活下去，我需要把顾达和我的感情都洗去。我曾希望太湖能帮我，但四十五年的岁月太难摆脱了。”

我听着静宜声音中的空虚，焦急又无助。无论怎样的同情都是不够的。

我得回到盼盼和我的工作中去，但不愿意留下静宜一个人，于是我那晚打电话给我父亲问他能否和母亲一起来无锡陪静宜几天。他们第二天就到了。我母亲在医院和我道别时说，“静宜年轻的时候肯定真的很漂亮。”

一个星期后，我的父母回到南京。我父亲告诉我他已经在静宜的同意下根她的单位联系了。他们一直在找她，一得到消息便派人到无锡去照顾她。我父亲说他背着静宜在电话里和她的同事大概的说了一下她的事。那个大男人在那头忍不住啜泣了起来，“我们都知道静宜为了寻找爱人吃了多少苦，但没人能描述她的感情有多深。”

我父亲后来打听到为什么顾达改了名字，并告诉了静宜。顾达被关的第二间监狱的红卫兵的头头刚好也叫顾达，所以顾达便被迫改了一个新名字。红卫兵在没有任何允许的情况下把他所有的档案上的名字都改成了顾健。顾健后来和当地领导抗争想要把名字改回来，他们只说，“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了那么多错事——谁能都给改过来啊？”后来，有人告诉他他找了多年的静宜已经二十年前便死于车祸了，所以他便决定让顾达这个名字也一起死去了。

静宜说女人像水男人像山——这个比喻恰当吗？我将这个问题提给我的听众们，之后一个星期差不多收到了两百多封回信。其中有十多封是来自我的同事的。大李写到：“中国男人需要女人才能形成他们自己的图像——因为山是映在水里的。但水又是从山里流出来的。到底什么才是真实的图像呢？”

   早就从Syliva Plath的俱乐部里知道这部03年的新作《Sylvia》是烂片。虽然都是大明星的阵容Gwyneth Paltrow和最新的007 Daniel Craig. 终于还是因为对Syliva Plath的迷恋而买了原版碟来看。

  喜欢Syliva Plath的人应该不是为她在创作高峰时期的自杀成功而吸引，更不是因为她与著名诗人Ted Hughes令人瞩目的婚姻而关注。喜欢Sylvia Plath只能是喜欢她的诗。诗中的伤痛，冷酷，美丽，与难以抵挡的魅力。

  这部片子烂就烂在过于好莱坞情节化，而明星化的做法。剧本编得很差。情节上面片子从1956年Sylvia Plath结识Ted Hughes开始便为全片奠定了完全是爱情片的基调。因此后面对Sylvia的年少经历，以及她坚韧不拔一心要出人头地的精神的忽略也就不足为奇。Sylvia最著名的诗集“Arial”绝对是用自己的鲜血写成。当她处于绝望之中，她的confessionalist的诗歌便也达到了顶峰。片中除了表现Sylvia几次的向朋友，邻居求救外，并无描述她在1963年伦敦的酷寒中如何凌晨三四点起床写诗，六点开始照顾孩子，做日常家务，还要面临酷寒与对Ted Hughes的爱恨交织的心理折磨。片中的她不过是个柔弱的怨妇。尤其在处理她最后的形象时，绝对是败笔。影片继续把她展示为涂上口红，化好眼线，卷起金发的好莱坞女星，真实中的Sylvia那时彻底的消瘦，憔悴，带着神经质的苍白。

选Gwyneth来演Sylvia绝对是一大败笔。Gwyneth的形象过于优雅，柔美，Syliva Plath且不说她真人，她的诗歌中透露出的绝对是冷得刺目的光芒。她外表坚毅，虽然她为自己坚硬外表下的脆弱空虚而极度恐慌，彷徨。Gwyneth缺乏这种坚毅，好莱坞的女星中，只有Nicole Kidman才有那种刺人的光芒。Gwyneth也没有演出Sylvia的神韵，她的动作举止完全是小女人搬的柔媚，可爱，而没有Sylvia日尔曼血统的大气，爽朗。

Daniel Craig倒确实有几分像Ted Hughes.也似乎演出了几分Ted Hughes的才气。本人对Ted Hughes的研究不多，但感觉上还是导演过于侧重他与Sylvia的感情矛盾，Hughes对自然那份天才的诗性，对乡村生活的热爱，对Syliva Plath的宽容，描述得不够。

但看完后，我还是忍不住流泪了许久。

影片最后提到Ted Hughes在Sylvia死后的三十五年后才终于打破沉默，发表了"Birthday Letters"，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他对这段感情的态度。几个月后，已是终生桂冠诗人的Ted Hughes便与世长辞。

对于这两个天才诗人的结合，外界的传言早已在Sylvia自杀时风风雨雨，随着Sylvia Plath自传体小说“The Bell Jar"和她的日记的出版，外界基本一致将Sylvia的死怪罪于Ted Hughes.而Ted Hughes在Sylvia的日记中描述他许多个人生活细节曝光后从未说过Syliva半句微言。

好莱坞的编剧偏好的生死恋情，看来在Sylvia与Ted Hughes之间倒是合适的。只是现实恐怕更为深沉。这两个天才在一起忍不住要针尖对麦芒，而Sylvia痛苦的过去，注定了她无法享受完美，因为她太渴望，当得到时，就如她一直恐慌的自己的空虚，她太害怕失去。于是她宁愿选择自己破坏，她毁了自己的婚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诗篇。

   典型的当代中国人是有家庭没感情，或是有感情没家庭。生活条件迫使年轻人们将工作和住房当作婚姻的先决条件。他们的父母曾生活在各种政治动乱中，将安全可靠看作是建立家庭的基础。对两代人来说，现实的安排总是优先的，而任何家庭的感情都是后来培养的。所以中国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爱情悲剧——既无花也无果的故事。

1994年，我父亲去参加清华大学八十三周年校庆。他回来后说起以前两个同学的重逢，静宜和顾达，他们在求学期间便互相爱恋。大学毕业后，他们被分配到中国不同的地区以服务“革命的需要”。这个叫静宜的女子在等待和寻找她深爱的人中度过了四十五年。这次大学的聚会上他们第一次重逢，但静宜却无法投入爱人的怀抱：他的妻子站在他身边。静宜勉强的挤出笑容，并和她们友好的握手问候，但她肯定是受了很深的打击，因为她提早便离开了聚会。

其他目睹这次痛苦的重逢的老同学们都忍不住涕泪交加。静宜和顾达曾是他们班上最轰轰烈烈的一对；人人都知道他们在大学四年多么相爱。他们回忆起顾达如何在北京的暴风雪中给她买糖葫芦，她又怎样十天十夜没睡将他从肺炎的魔爪中救了回来。我父亲在回忆着这一切时非常伤感，并感叹着命运和时光对人的捉弄。

我问父亲静宜结过婚没有。他告诉我没有，她一直痴痴的等着自己的恋人。一些老同学说她这样为了一段过去的感情而执迷很傻：怎么有人在那种政治风云的年代里还抱着希望？面对着他们难以置信的表情，她只是笑了笑，没说话。我跟父亲说她听起来就像水仙花一样，出淤泥而不染。在一旁听着的母亲插话说，水仙花一旦被折断比什么花都凋谢得快。我很想知道静宜是否已经被折断。

我在父亲的同学录上找到了静宜的工作单位和地址，但没有她家的地址或电话。她的工作单位是一个在偏远山区做实验项目的军工厂，那里的一切条件都很原始，交通也很不方便。我给她的单位打了个长途电话，但被告知她没从北京回来。他们请我是否确认她已经离开北京了。我同意了，并叫她的同事们也派个人去找她。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向静宜在大学的朋友和她的亲友问她是否和他们联系过，但却没有她的踪迹。我在想她是否去找了她的旧情人顾达，但当我给在江西一家大型军工厂工作的他打电话时，他只是无助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她在哪儿？”

好几个星期，静宜成了我给家里打电话唯一的话题。我们都非常焦急，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她消失在了中国的某个地方。

一天晚上，我收到一个自称是无锡太湖边一间酒店工作人员的听众电话。她告诉我她们酒店有一位很奇怪的女客人。这个客人从来不出房间，也不准人去她房间打扫。酒店工作人员唯一知道她还活着的原因是因为她还接电话。这个听众很担心，希望我能够帮帮这位奇怪的客人。

广播结束后，我给这个酒店打了电话并叫接线员帮我转去给这位不愿见人的客人。她礼貌的接了电话，但明显不想说话。她问我怎么知道她的。当我告诉她酒店的很多人都很关心她时，她请我向他们转达她的谢意。我很惊讶她竟然要远在千里之外的人替她感谢她身边的人。在我的经验看来，希望与世隔绝通常是失去人生信仰的信号。她说她没听过我的节目，也不打算听。

我们的第一次谈话很简短，但我坚持每天做完节目后给她打电话，我想我的电话就如同生命热线般。经过了好几次的对话后，她的声音中流露出了接受，她间或也问一些关于我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冷淡的回答我的提问。

两个星期后，她没接我的电话。我觉得不对劲，马上给酒店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叫他们赶快去敲她的门，当他们告诉我她在里面回应了外面的时候我才松了一口气。接下来的几天里她都没有接我的电话，但我还是保持着这种惯例以表示我的关注。

事情凑巧，事后不久我便被安排到无锡出差。虽然我的报导主题是无锡交警，但我可以借这个机会去看看那个将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的女人。

我告诉台长我做完当晚的节目后马上就动身去无锡。他很不解：“你疯了吗？你这么晚去会在凌晨到达，没人接你。”经验告诉我少说为妙。

派给跟我去无锡的司机讨厌在白天交通拥挤的时候开车，所以当我叫他晚上开车送我去太湖边的酒店时他挺乐意。我们大约凌晨四点到达，那里的前台服务员睡眼惺忪，慢慢吞吞。天生不耐烦地司机大声地叫嚷着。“喂，喂！快醒醒！这是欣然，她做完节目就直接奔这儿来了，明天早上八点就要开始报导呢。能不能给快点办手续啊？”

“什么，欣然？主持‘夜风中的私语’的欣然？我几个小时前还在听你的节目啊？”

“没错，就是她。她很累了——快给帮帮忙啊！”

“你真的是欣然吗？没错，没错！我在报纸上见过你的照片，能见到你本人太高兴了！啊，我得去叫我的同事们。。。”前台服务员说着便要起身。

“别着急。”我急忙阻止她说，“我会住好几天。请别打扰你同事们休息，我真的挺累了。”

“噢，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开一间能看见太湖风光的房间给你。”服务员转身对司机说。“您的待遇也一样，别觉着给撇开了。”

“谢谢您原谅我刚才的莽撞，”他说。

“没关系，我知道您是刀子嘴巴豆腐心，是吧？反正我这人是一只耳朵进，另一只耳朵出。”

服务员带我去我的房间时，我问她知不知道这个住在她们酒店的奇怪客人。

“我听说四号楼有个很奇怪的女人，”她说。“她可能在这儿都住了几个星期了，但我也说不准。明天我们开小组会的时候我帮你问问我们领班。”

“谢谢你，给你添麻烦了。”

“噢，没有，您才是为了听众劳心劳力的人，有多少人亲口对您道过一声写啊？”中国人说男人的手，女人的舌是最可畏的，但似乎我却经历着这个女人舌头的温柔一面。

进了房间，我决定不马上睡觉，而是洗漱之后准备明天的采访。我刚换了衣服，电话铃便响了。

“你好，是欣然吗？我是酒店总台的接线员。很抱歉打扰您，但听说您在打听一位奇怪的客人。她今晚在您节目播完不久给我打了个电话，问我听了您的节目没有。我告诉她我听了，并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然后她就把电话挂了。我在值班房能看见她的房间，这个星期我值晚班，我看见她每天晚上都整晚坐在床边望着湖水。或许她白天睡觉吧？”

“对不起，能打断您一下吗？我能问一下您现在还能看见她吗？她还在看着湖水吗？”

“嗯。。。我看看。对，她在那儿。。。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她，她好像从来不拉窗帘。”

“太谢谢您了。能问一下她住在哪间房吗？”

“她。。。她住在4209房，四号楼的二楼。”

“谢谢您，接线员。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吗？”

“不，不用。。。嗯，您能给我签个名吗？”

“当然——或者明天我找个时间去找你，好吗？”

“真的吗？那太好了！再见。”

“再见。”我一边说着一边又换好了衣服，我决定马上去拜访这位女客人，因为时间太宝贵了。

站在她门口，我突然觉得茫然，在终于敲上她的门之前还发抖了一会儿，“你好，我是欣然。我从电话的另一头来到这里了。请您开开门。”

没有回答，门也紧紧地闭着。我没有继续敲门或说话，而是站在原地等着，她在凌晨的寂静中当然听得见我的声音。约摸十分钟后，她的声音从门缝里飘进来。

“欣然，你还在吗？”

“对，我在等你开门，”我轻轻但坚定的回答说。

门无声的开了，一个满脸倦容和忧愁的女人让我进去。房间干净整洁，唯一有人住的迹象是墙边的一个大旅行包。我看到一包包的方便面时输了一口气——至少她没有绝食。

我在她近处坐下，但没有说话，知道任何话语都只会招致抵触。我会等她开口，但在这之前，我会尽量营造一种令她敞开心扉的气氛。我们坐在那儿听着湖水拍打着岸边，我的思绪飘到了湖和周围的环境上。

太湖是中国第三大淡水湖，位于江苏以南，浙江之北。是长江三角洲著名的风景区。湖边有风景秀丽的园林，布满了池塘和溪流。太湖也因出产碧螺春茶而出名。传说一位名叫碧罗的女子用自己的鲜血浇灌茶苗，并用其嫩叶为自己生命垂危的情人煮茶。她日复一日的煮着直到她的情人康复，而碧罗自己则染病去世了。

我坐在这个女人身边，听着湖水温柔的声音，想着这个古老的传说。虽然台灯亮着，但在拂晓中灯光已经看不见了。清晨的曙光给我们的静默带来了一丝不同的气息。

电话声打断了我们的默契。电话是找我的。已经是七点差一刻了，司机得带我去无锡市赶一个无锡交通局八点半的采访。

我在道别时握了握这个女人的手，但没有说太多，只是“请为了我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去无锡的路上我在后座上睡着了。好心的司机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并没叫醒我，而是先自己进去找无锡交警宣传办公室的人。办公室里还没有人，所以我得以打了一个小时的盹。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我要采访的人在车外聊着天等我。其中一个交警跟我开玩笑说，“欣然，如果你走到哪儿睡到哪儿，可是要发胖的哦。”

一天在记者生涯中的繁忙节奏中展开了：我在不同的几个地方收集了资料，并讨论了我要做的报导的内容。幸运的是，我们有很多时间在车里，我也趁机打了几个盹。

我晚上回到酒店时，发现床上是要我签名的酒店员工的名单。我把它放到一边，洗了个澡，再次去拜访4209房的女人。虽然她不想说话，但我觉得陪她一起坐着也是一种帮助。她一定在门后等着我，因为我刚走到她门口，门就开了。

这个女人试着朝我笑了笑，但仍然没说话。我们再次坐在窗边凝视着月光下的湖水。湖面很平静，我们就这样相伴坐在这安静的气氛里。

拂晓的时候，我做手势说我得去工作了，她虚弱的握了握我的手，但充满了感激。我回到房间，匆匆的翻阅了一下我带来的便条，并给接线员写了一张感谢她的便条。我已经习惯了随身带着有我签名的卡片，因为我经常遇见热心听众。我给这些卡片上写上了酒店工作人员的名字，并把它们留在了我那层楼的服务员那里。

我短暂的报导之旅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的模式：我白天在无锡采访，晚上和那个女人静静的座着看着太湖水。我们的沉默似乎在一天天加深，并日益充满感情。

最后一晚，我告诉她我第二天就要走了，但会继续给她打电话的。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疲倦的笑了笑，并虚弱的握了我的手。她给了我一张撕了一半的照片，似乎是她四十年代学生时期的照片。照片中的女孩绽放着青春和幸福的光芒。照片背后有一行退了色的字迹：“流水不能。。。”另一行是近来写上去的：“女人是水，男人是山。”我猜那照片上被撕掉的那个人便使这个女人痛苦的原因。

回到南京后我直接去了父母家给他们我带回的无锡特产——小泥人和炸排骨。我的司机在给我开门时说，“欣然，你下次再去做这样的采访，别来找我了。我在车上都快闷死了：你一直都在睡觉。多亏你，我连个鬼都说不上话！”

我到的时候已经很晚，我的父母都睡下了。我决定溜到客房里，第二天早上再见他们。我母亲从睡房里叫道，“还好吧？”我父亲打雷般的鼾声证明他们应该一切都好。

第二天早上，我惯常早起的父亲照例用他无法控制的喷嚏把我给打醒了。他每天早上都这样，我有一次数过，他一连打了二十四个。我又累又困，又睡着了，但很快被大声的敲门声吵醒，我父亲喊道，“起来，快点，有急事！”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我慌慌张张的起来，因为我退了休的父母家向来都是风平浪静的。

我父亲站在我的睡房门口，手里拿着那张被撕烂的照片。我前一天晚上把它放在客厅的桌子上了。他激动地说，“你从哪儿弄到这张照片的？就是她！”

“什么？什么就是她？”

“这是静宜，我那个同学。那个等了她爱人四十五年的人！”我父亲对我的迟钝一脸的蔑视。

“真的？你肯定是同一个人吗？您是年纪大眼花了吧？都四十五年了，这又是张老照片。”我几乎不敢相信。

“我绝对不可能搞错。她是班上的大美人——所有的男生都喜欢她，追她。”

“您也是？”

“嘘！小声点。你母亲要是听到，不知又会胡乱猜想些什么了。跟你说实话，我是很喜欢静宜，但我都近不了她身，”我父亲说着脸上露出羞涩的神情。

“近不了她身？您不老夸口说自己年轻时如何风流倜傥吗？”我一边开他的玩笑一边收拾着我的袋子。

“你怎么这么快就走啊？”我父亲看着我问到。

“我现在就回无锡。我之前花了那么多工夫找静宜，这下倒让我碰巧遇到了。”

我父亲带着悔意说，“早知道，我就不会把你叫醒了。”

电台的一个领导住在我父母家附近，我赶去他家临时请了假。我撒谎说有个亲戚来了，我得请假陪她逛几天。我讨厌说谎因为我觉得会折寿，但我更怕让领导知道真相。获得他的许可后，我给替补的主持人打了电话，请她代几天我的节目。

我没赶上中午去无锡的火车，只能等晚上那趟。我脑海里满是关于静宜的问题，我等得非常焦急不耐烦。时间慢得像在爬。

在我的节目大概快开始的时候，大概十点左右，我回到了太湖的酒店。服务员认出了我，问到，“噢，你压根就没走啊？”

“对，没错。”我回答着，不想浪费时间解释。

站在4209房的门外，在我脑海里沸腾的问题一下子消失了，我有一次犹豫了。我举了两次手才终于敲了门。

“静宜，是我，欣然。”我叫到。我只想哭，我和她坐了那么多个夜晚，却一点也不知情。我想象着她静静的坐了四十五年，胸口一紧。

我还没来得及控制自己的情绪门就开了。

她惊讶地站着问到，“你不是走了吗？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我将她拉到窗边坐下，但这次不是无声的了。我轻轻的告诉她我从父亲那里听到的关于她的一切。静宜一边听着泪水往下淌，但她没去擦。我几乎被问题哽住了，但只问了一句：“你在想顾达吗？”听到这句话，她昏了过去。

我吓坏了，赶快打电话给接线员叫救护车。

接线员有点犹豫。“欣然，这是半夜啊。。。”

“要死的人可不分白天黑夜。你能忍心看着这个女人当着你的棉丝去吗？”我焦急地问。

“好吧，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

接线员的效率很高。不久之后我便听到有人喊，“欣然在哪儿？”

我很快回答说，“我在这儿。”

救护车的司机看到我时惊讶地说，“你就是欣然？但你一点事儿也没有啊。”

“我没事。”我有点奇怪，但猜想也许接线员利用我的公众名声叫了救护车。

我和静宜一起到了一家军区医院。医务人员在给她做检查时不让我在一旁，我只能透过门上一个小小的窗口看着她。她在房间的白色中一动不动的躺着，我想着最糟糕的可能性变得越来越焦急。我忍不住轻轻地叫出声，“噢，静宜，醒醒啊。”

一个医生拍着我的肩膀说，“欣然，别担心，她没事。她只是太虚弱了。似乎她经历了什么很大的打击，但是对她主要功能的测试显示出她没什么大碍。在她的年纪来说是很不错的了。她只要吃些营养的东西就没事了。”

我听着这些诊断，开始平静了些，虽然我仍深深地感受到静宜的苦楚。我无助的对医生喃喃说到，“她肯定受了很多罪。我不知道一万五千个晚上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医生准许我在值班室休息一下。我脑子里满是些凌乱的思绪，很快就疲倦的睡着了。我梦见哭喊着挣扎的女人，醒来时仍然很累。

第二天我去见了静宜四五次，但她一直在睡觉。医生说她可能会睡上好几天，因为她实在是累坏了。

我在医院的客房里订了一间宿舍。我没有那么多钱订一间单人房——而且我也基本用不上。为了不让静宜感到孤单，我整晚陪着她，只在白天休息一会儿。在几天的时间里，她都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她眼皮时不时地抽动是唯一表明她活着的迹象。

第五天的黄昏，静宜终于醒来了。她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并开始挣扎着说话。我将一只手指放在她嘴上并轻轻告诉她发生的事。她一边听着，一边感激地抓着我的手，努力的说出了几个字：“你父亲还好吧？”

记忆的闸门被打开了，静宜的故事在她那晚躺在医院白色的枕头上时流淌了出来。她用坚定的声音告诉了我她的故事。

   老陈也是围着录音机听那个省领导夫人故事的同事中的一个。后来他告诉我他并不对这个故事感到惊讶。很多人因为参加革命跟随党而将妻儿留在家乡。当他们做到高级将领的位置上后，党便安排给他们新的妻子，因为他们的原配被困在了沦陷区。

这些新的妻子大部分都是狂热的共产党追随者，并崇拜着这些拿枪杆子的英雄。她们很多出生于富裕的家庭；都是些受过教育的年轻女子。她们与那些原配夫人有着天差地别，那些都是些农村妇女。她们的文雅举止令这些军官们好奇而兴奋，而她们的良好教育令她们既是好老师又是好的工作人员。

五十年代，当共产党控制了大部分中国后，党面临着如何处理这些原配夫人的问题。那些高级将领的原配们纷纷拖儿带女来到北京，希望能找到她们的丈夫。政府正推广着妇女解放，性别平等和一夫一妻制，于是便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些军官们已经和新妻子和孩子们组成了新的家庭：哪个家庭应该离开，哪个应该留下来？没有可以依据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从职业前途和社会地位来看，选择是很明显的。但这些人在那些为他们经历了那么多磨难的原配夫人面前却无言以对。这些文盲妇女，连最简单的汉字都不认识，但明白一件事：她们属于这些揭开她们的头盖，将她们从姑娘变成女人的男人。

最终，政府下达文件承认这些女人的地位。她们被授予一些政治特权和一笔终生的赡养费。遵守着这些她们根本不理解的政策，这些女人们带着孩子回到农村，这些孩子们对父母很怨恨。

村民们不敢歧视或嘲笑这些被丈夫抛弃了的女人，因为她们受政府保护。但这些老实诚恳的女性们中间很少有人利用她们的特殊地位寻求利益。她们只是接受了那笔赡养费——非常少，随着物价的上涨，从没增长过——并独自将孩子们带大。她们中间极少有改嫁的。

老陈说其中有一个告诉他说：“我干嘛要用那些特权在自己的伤口上抹盐？别人只会问到我男人，让我更挂念他。”

后来我了解到，就像那个给我打电话的听众那样，很多这些新妻子的婚姻都不幸福：那些原配夫人们知道这些会不会感到安慰呢？像我那位匿名的听众那样，很多这些新妻子都被安排嫁给了一个她们根本不了解的男人。她们的教育，文化，优雅和在西式先进学堂里学到的浪漫主义，她们的丈夫刚开始感到很新奇，但最后是无法接受的。她们的丈夫们是在地里长大并经历过残酷的战争。他们被老一辈的教导认为女人们就应该被管着，关到一边。这些丈夫和新妻子之间的鸿沟由于这些女人们的忍让而有所缩短，但很快她们的丈夫便对她们失去了兴趣并将她们当成只是工具。我知道我母亲基本每天都收听我的节目，但我们很少谈及我们的感受。

当我一次周末会去探望父母时，我跟我母亲说我觉得一个没有感情的婚姻和一所监狱没什么区别。我母亲淡淡地回答说，“中国有多少人的婚姻是因为感情的结合啊？”当我问她为什么这么说时，她找了个借口离开了房间。我一生都渴望着能被她抱在怀里：我是个孩子的时候她从没抱过我或是亲过我；当我成年后，这种情感的表达方式在中国的保守传统中是不认可的。在1945到1985年间（当人们又可以在全国各地流动），许多家庭都被拆开了。我们也不例外，我和父母呆在一起的时间极少。我非常想了解我的母亲，这个给了我生命的人，这个给了我无数关于女性的问题的人。我作为记者日渐增长的自信令我可以透过一些点点滴滴来组成她的故事。

我的母亲来自南京一个大资本家家庭。南京是一个充满了生机但平静和谐的城市，和政治化的北京，商业化的上海和躁动的广州完全不同。现代中国的创建人孙中山选择被安葬在这里，国民党曾将首都定在这里。

坐落在中国东南部的长江边，后枕着紫金山，这个城市是个美丽的水乡泽国。绿树成荫的大道通往各个方向，历史宫殿，古城墙和河边的现代建筑都显示出南京丰富的文化财产。中国人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从我所知道的我母亲的家庭来说，我认为这句话是正确的。

我母亲家里曾经拥有过南京一片很大的土地：从南京西城门以东往市中心三公里的地都是属于他们的。我的外公曾是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苎麻企业的主席，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些其他的厂。在中国富庶的南方，航运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他从战船的帆布到小渔船的锚索什么都做。

我的外公是一个特别有能力的企业家和经理，没受过多少教育。但是，他知道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并将所有七个孩子送去最好的学校，并自己在南京建了一所学校。虽然当时的思想仍然是“女子无才便是德”，他的女儿们全都受过最完整的教育。

从我的姨妈和舅舅那里，我得知在我外公家里家规极严。吃饭的时候，如果有人发出声音，左手没有扶碗，或是违反了什么其它的规矩，我外公就会放下碗筷离桌。之后谁都不能吃饭，他们常常要饿到下一顿。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外公必须将他的财产交给政府来保护家人。或许是因为对森严的家规的叛逆，他所有七个孩子全都投身革命，反抗像他们父亲那样的资本家。

我外公将其殷厚的家产分三次移交给了政府：1950年，1959年和1963年——然而所有这些都没能保护他。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还是被挑出来被批斗，因为他被毛泽东两个死对头表扬过。一个是蒋介石，他曾经表扬我外公在面临日本侵略时振兴民族工业。另一个是毛泽东曾经的左右手，刘少奇，他曾表扬我外公将大笔财产捐给政府。蒋介石被赶出中国去了台湾，而刘少奇则在失宠后被投入监狱。

我外公在被关起来的时候已年近七十。他以一种超常的坚毅度过了劫难。红卫兵们在给囚犯的粗糙饭菜里吐痰，擤鼻涕。一个和我外公同牢房的老人因为这种待遇而死于悲痛，愤怒和羞耻。但我外公却一直保持着笑容。他将鼻涕和痰弄开并吃掉所有剩下来能吃的东西。红卫兵们开始佩服他，并最终给他一些比其他人稍微好点的饭菜。

当我外公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被放出来后，他的一个好友接他去下馆子庆祝，点的是南京特产的盐水鸭。当这道佳肴端上桌时，我外公的好友因为过于激动而突然中风死亡。

我外公在获得自由时没表现出特别的喜悦，也没在失去家庭和财产流露出哀伤；他的感情似乎是被永久的麻木了。直到2000年我回到中国读到他的日记时才知道原来他一直都对这所有的变幻无常感触良多。他的经验和对人生的理解令他无法用浅薄的言语来表达自己的感情，但在他仍然含蓄的日记中，埋藏着他最深的感情。

我的母亲在十四岁时参军入团，十六岁入党。在那之前，她在南京因为学业突出且能歌善舞而小有名气。在军队里她依然绽放光彩。她在班上所有的训练和考试中一直拔尖，并在全国军事竞赛中名列前茅。由于她的聪明和美貌，很多高级军官和党领导人都追求她，都希望能和她牵手跳舞。很多年后，我母亲跟我说她觉得就像一个灰姑娘穿上了革命的玻璃鞋，实现了所有的梦想。沐浴在成功的光环中，我母亲没料到她的家庭背景会成为她挥之不去的阴影。

五十年代初，军队开展了第一次斯大林式的内部清理。我母亲被划为资本家后代的“黑五类”，而被赶出了令人羡慕的领先革命分子团队。她被分到一家军工厂，后来由于和东德专家的合作，她成功的发明了一种可以制造军用设备的新机械工具。当为了表彰这项成就而照集体照时，我母亲被告知不能站在前排，因为她是资本家的后代，因此她被安排站在后排的角落里。

当中苏关系破裂时，我母亲成为重点调查对象。她的资本家背景令她必须经历对党的忠诚的考验。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她一直都带领着一只人数很少的工作队设计一种能够大大提高制造效率的工具。她不能担当主要设计师，因为以她的家庭背景，无法保证她对党的绝对忠诚。

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我母亲为了获得与她能力相当的同事同等的待遇而挣扎着，但她几乎每次都失败了。任何事情都无法改变她是资本家女儿的事实。

家里的一个朋友有一次跟我说，我母亲坚强性格的最佳证明就是她嫁给我父亲的决定。他们结婚时，我父亲是军事学院声誉很高的教官；他教过我母亲，而且有很多其他的女学生很仰慕他。虽然当时追我母亲的教官很多，但她选择了我父亲，他不是最英俊的，但是最有天赋的。我母亲的同事们认为她不是因为爱而嫁给了他，而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

我父亲的智力确实似乎是我母亲自己认为嫁给他的理由。不论她什么时候提到他，她总是说他特别聪明；他是国家级的机械电脑专家，而且会说好几门外语。她从来没说过他是个好丈夫或是好父亲。对我和我弟弟来说，我们很难认同我母亲对这个头发乱糟糟我们很难见到，并称之为“叔叔”的人的看法。

我父亲的粗心大意有无数的小事证明；很多都成为了后来回忆时的趣事。在军官们的一片混乱中，他有一次把一个脏盘子夹在胳膊下，并在众人惊讶的目光中拿着一本字典到水龙头下冲洗。另一次，他一边读着书，一边走进了另一家人家里躺在沙发上就睡了。这家人莫名其妙，却也不忍心叫醒他。

为了证明他和我母亲一样能胜任日常的实际技巧活，他有一次试着做饭。他买了一套天平秤，以及全套二十个秤砣，这样他可以按照菜谱精确的做菜。当他在小心翼翼的称盐时，锅里的油着了火。

我母亲告诉我有一天他匆匆赶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见我母亲。他兴奋地告诉我母亲他单位给他分了两瓶芝麻油。直到他举起双手给我母亲看的时候他才发现瓶子早在路上破了，他一直都提着一对瓶盖。

同情通常被错认为是爱，令人们陷入不幸的婚姻。很多在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之间结婚的中国人都掉入了这个陷阱。由于种种的政治运动和身体上的惩罚，以及感到传统的压力，很多男男女女都因为同情，或者是欲望，而不是爱，结了婚。直到婚后，他们才发现当初吸引他们同情心的那些最终令他们反感，并令他们的家庭感情上一片荒芜。

我的父母都是来自“黑五类”的资本家背景——我的祖父曾在一个上海的英国公司GEC里工作过三十五年——所以惺惺相惜一定在他们的婚姻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我想他们是在共同经历的岁月里开始互相依靠并产生感情的。

他们爱着对方吗？他们幸福吗？我从不敢问，不愿激起他们所有难过的回忆，被迫分离，蹲监狱和面对一个被拆散的家庭。

我一个月大的时候就被送去和外婆一起住。我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不够三年。我的记忆中没有过一个一家人一起过的生日。

每次我听见火车的汽笛声，我就会想起我母亲。那长长的尖锐的声音在我听来既无助又带着希望，让我想起我满五岁那年的一天。我外婆把我带到北京火车站，当我们站在月台上时她牢牢地牵着我的手。那时的火车站根本不像现在这么多人，也没有什么标志和广告牌分散人的视线。我不知道为什么去火车站，只记得我们静静的等着，而我玩着外婆僵硬的手指，试着像包饺子皮那样把它们给卷起来。

一声悲伤哀怨的汽笛声似乎把一辆火车推到我们身边。当火车终于停住，冒出蒸汽，它似乎也因为载了那么多人奔走了那么远而疲惫不堪了。

一个漂亮的女人朝我们走来，她手中的旅行箱随着她的脚步晃动着；一切都像在梦中一般漂浮着。我外婆举起我的手指着那个女人说，“那是你母亲。叫‘妈妈’，快去！”

“阿姨，”我像称呼所有其他年轻女人那样称呼着她。

“这是你母亲，叫‘妈妈’，不是‘阿姨’”，外婆尴尬的说。

我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声不吭的盯着这个女人。她眼中含满了泪水，但勉强挤出了一个疲惫的笑容。外婆没有再催我，两个女人如僵硬了般站立着。

这个特殊的记忆一直缠绕着我。当我自己做了母亲之后，更加深切地感受到那种伤痛，并感受到那种母亲和她的孩子之间无法割断的血缘亲情。我的母亲当面对着叫自己做“阿姨”的孩子时还能说什么呢？

这么多年来我母亲必须压抑自己的女性本能。和男人们竞争，并挣扎着摆脱家庭背景的污点在事业和党内成功，她觉得孩子是包袱，她的家庭毁了她的人生。曾经一度是军队里的舞会之花，她后来对自己的衣着外表很少在意了。

有一次我在英国的异国文化中感到特别艰难的时候给母亲打电话。“别担心，”她说。“最重要的是你在慢慢的发掘做一个女人的感受。”

我很惊讶。我母亲当时已经六十好几了，她承认了自己压抑了自己很重要的一部分的事实，并劝我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

我第二次从英国回中国的时候，很惊讶的发现我母亲在见我的英国朋友时涂上了唇膏。我父亲难以掩饰他见到母亲重放光彩的兴奋；她有四十多年没有化过妆了。

    中国有句俗话：“枪打出头鸟。”我做主持人没多久，我收到的听众来信，升职和奖状就引起了同事们的恶言。俗话说：“身正不怕影子歪。”所以我尽量以积极的心态面对各种妒忌。最后，是中国女性们自己的声音拉近了我和同事们的距离。

广播电台为我购置了四部长时录音答话机，每部的录音带都可以录长达四个小时。每晚从八点开始，这些机器就会开放，打进电话的女性们或者愿意为节目提供意见，或者需要帮助或是愿意告诉我她们的故事。我在电话上留的问候语是邀请她们卸下心头的负担，这样便可以更轻松的走向未来，并向她们保证她们不用告诉我她们的姓名或是来自哪里。每天早上当我到办公室时，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同事——编辑们，记者们和主持人们——等着听录音上回放的故事，这些故事的语调有的尴尬，有的忧虑，有的惊恐。

一天我们听到：

“你好，有人吗？欣然在吗？噢，太好了，只是录音。”

这个女人停了几秒。

“欣然，晚上好。恐怕我算不上你的忠实听众；我不是你们省的，我最近才开始听你的节目。我的同事们有天在谈论你和你的节目，他们说你装了一些特别的电话可以让听众们留言——女性们可以匿名的说出她的故事。他们说你第二天会播出这些故事并和听众们就这些故事在热线电话上展开讨论，希望能够帮助女性们互相了解，帮助男性理解女性，让一家人更加紧密。

“这几天来我每天都听你的节目。这里的接受不太好，不过我非常喜欢你的节目。我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女性故事，相同的或相异的。肯定你不能播出所有的故事。但我相信还是有很多女性会很感激你。你的电话线给了女性们她们从小以来不愿或不能说的话题。你要知道对于女人来说能够有一个吐露自己的空间而不用害怕责怪或是负面反应是多大的解脱。这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不比身体的需要次要。”

又是一段很长的沉默。

“欣然，我似乎不够勇气说出我自己的故事。我特别想告诉人们我生活在怎样的一个家庭里。我也希望听到我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从来不敢回首过去，害怕我的回忆会摧毁我对生活的信念。我曾读到过时间会治愈一切，但四十年的岁月并没有带走我的悔恨；只是令我变得麻木了。”

她轻声叹了口气。

“在别人眼中我拥有一个女人想要的一切。我丈夫在省政府身居要职；我快四十岁的儿子是市里一个国家银行的经理；我女儿在国家保险公司里工作，我自己在市政府办公室上班。我的生活安静平和；我不用像其他大部分的人那样为钱和子女的前途担忧，我也不用担心会下岗。

“我们的家境非常宽裕。我儿子自己有一套大房子，我女儿说坚持独身主义，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三个人住在一套快两百平方米的房子里，家里都是名牌家具和最新的电器——连浴室厕所都是进口的。然而，我的家只是一个家庭用品的展示厅：家里没有真正的交流，没有欢声笑语。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听到的都是些动物般存在的声音：吃喝拉撒。只有有客人来的时候才有点人气。我的丈夫说我是退了色的灰布，没法用来做裤子和床单，连做洗碗布都不行。对他来说，我唯一的作用是作为他“朴素，勤奋和正直人品”的证明，以便他步步高升。

“这些是他本人的原话，欣然——他当着我的面说的。”

这个女人忍不住啜泣了起来。“他用那种完全不在乎的口吻说的。我无数次的想过要离开他。我想重新寻回我对音乐和节奏的热爱，做以前那个自由的我——重新寻回一个女人的感觉。但我的丈夫说如果我离开他，他会让我生不如死。他不会让我妨碍他的事业，让他成为笑柄。我知道他言出必行的：这些年来，没有一个政治敌人可以逃脱他的报复。那些拒绝他的女人们被困在最差的工作中，很长时间都不能离开或调职。有些连她们的丈夫都被连累。我没法逃脱。

“你或者会想我为什么没有一个母亲的地位。孩子们出生不久便被送去军区幼儿园因为党说他们会影响“指导员”——他们的父亲——的工作；那时大部分战士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的。其他的家庭们每星期可以见一次他们的孩子，我们却经常被分配到外地，所以我们一年才能见上我们的孩子一、两面。我们少有的会面也经常被客人和电话打断，孩子们很不高兴。有时他们甚至会提前回幼儿园。他们跟那些带了他们那么久的护士们还更亲。

“他们长大一点后，他们父亲的位置给他们带来了许多其他的孩子没有的特权。这些对这些正在成长中的孩子影响很坏，他们一生都有一种优越感，而且瞧不起别人。他们也瞧不起我。因为他们已经学会如何从父亲那里得到想要的东西，办想办的事，他们将他的行为作为达成野心的手段。我尝试教他们学好，用我的思想和经验，希望母爱和关心能够改变他们。但他们以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来判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他们父亲的成功证明他才是他们仿效的对象。如果我自己的丈夫都认为我不值得尊敬爱戴，我的孩子还会怎样呢？他们不信我曾经也是有价值的。”

她无助的叹了口气。

“四十年前，我是一个天真浪漫的女孩，刚从一个小镇的女子高中毕业。我比许多同龄的女孩都幸运；我的父母都出国留过学，非常开明。我从来不用像我其他的同学那样为婚姻担忧。她们大部分还在摇篮中便被指派了婚事；其他的在高中也订了亲。如果对方着急或是家里特别传统的话，这些女孩子们就要辍学成婚。我们觉得最不幸的是那些做小老婆，做妾的。大部分辍学结婚的女孩都是这样，嫁了那些想‘尝新鲜’的男人。很多现在的电影都把小老婆描绘成男人的心头肉，并用利用获宠的地位在家耀武扬威，但事实远不是这样的。任何一个有能力娶好几个老婆的男人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大家庭的儿子，家规森严。比如，这些家里问候尊敬的方式有十多种。稍稍一点没有严格按照家规就会让这些家庭‘没面子’。道歉是不够的——小老婆们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惩罚。她们会被打老婆打耳光，两三天不给吃饭，罚做体力活或是跪搓衣板。想想我那些接受了西方现代学校教育的同学们如何忍受这一切啊！她们无法逃避；从小她们就知道婚姻是父母的决定。

“很多女孩子都羡慕我能够走出家庭进入学校。那时候，女人们还是要遵从三从四德‘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千百年来，女人都被教导要尊敬长辈，恪守妇德，烧火针线，所有的都是足不出户的。一个女人如果学习读书写字，像男人一样讨论国事，甚至给男人意见，在当时的中国都是异端。我的同学和我都对我们的自由感到非常幸运，但同时也因为没有榜样而怅然若失。

“虽然我们都来自理解读书的重要性的开明家庭，我们身边的社会和传统的压力却令我们很难有独立的人生。

“我非常感激我的父母，他们从来没要求或令我遵从中国女性的传统。我不仅仅可以进学堂——虽然是女子学校——还可以和父母同桌吃饭，讨论政治时事。我还可以参加各种机会和体育活动。镇上的‘好心人’们通常会因为我的现代举止而指指点点，但在我所有的童年时代和读书时代我是很幸福的。更重要的是，我是自由的。”她轻轻的对自己重复说，“自由的。。。”

“我吸取身边的一切。没有什么会限制我的选择。我渴望干些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希望能够令全世界瞩目，希望能够做英雄陪伴的美人。当我读到一本讲革命的叫《红星》的书时，我找到一个我只在历史书上看到过的世界。这是我渴望的未来吗？我兴奋得不能自已，并决定投身革命。出乎意料的，我的父母从他们的自由角度持不同的态度。他们不让我去，说我的决定既不理智也不现实。他们说不成熟的想法肯定是又苦又涩的。我将他们的话当作对我个人的批评，非常排斥。出于年轻人的固执，我决心证明给他们看我不是一般的女孩。

“以后的四十年中，我耳边常常响起他们的话。我明白了我的父母不仅仅是在说我，而是暗指当时中国的未来。”

“一个仲夏的夜晚，我收拾了两套衣服和几本书，离开了我幸福平静的家，就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那样。我到现在还记得我走出大门时脑子的话：父亲，母亲，对不起。我决心要留名青史，令你们骄傲。

“后来我的父母确实在很多书和报告中看到我的名字，但只是一个妻子，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我母亲总是问我：你幸福吗？直到她去世，我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该如何回答，但我相信我的母亲已经知道答案了。”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继续用一种迷惑的语气说，“我那时幸福吗？”她对自己说，“什么是幸福。。。我现在幸福吗？”

“当我到达解放区的时候我非常的幸福。一切都是那么新奇而陌生：在地里，战士们和农民们打成了一片；在操练场上，民兵和战士肩并肩站着。男人女人穿着同样的衣服，干着同样的事；领导们可没有官衔的区别。每个人都在谈论着中国的未来；每天都有对旧制度的批评和诅咒。战争中的伤亡消息到处都是。在这种气氛中，女学生们被像公主一样对待，因为我们带来的轻松的气氛和美丽。在战场上如狼似虎的战士们我们身边的课堂上就如小绵羊一般。

“我在解放区只呆了三个月。那以后我被分派到黄河北岸的土地改革工作组。我的工作组是一个在总部工作的文工团，负责用各种歌舞的形式将党的政策传达给人们。那里是个穷困地区，除了婚礼上的唢呐外，他们从没有过任何文化生活，所以我们很受欢迎。

“我是我们团里少有的几个既会唱歌跳舞又会表演弹奏的一个，我的舞蹈特别突出。每次我们和高级军官联欢时，他们总是会点名和我跳舞。我很外向，而且总是有说有笑，所以人人都叫我“百灵鸟”。我那时确实是一只快乐的小鸟，没有一丝忧愁。

“你知道有句话说：‘笼中鸡虽有谷但汤锅已近，野天鹅虽无物但天地宽。’我十八岁生日那天，团里给我开了一场宴会。那时没有生日蛋糕和香槟。我们所有的只是几个同志从分配的食物节省下来的几块饼干，和一点糖水。条件很艰苦，但是我们自得其乐。我正在唱歌跳舞，突然有一个军官示意我停下来跟他走。我很不情愿的跟他到了办公室，他很严肃地问我：‘你准备完成党给你的任何任务了吗？’

“当然！”我毫不犹豫的回答说。我一直想入党，但是因为我的家庭背景不够革命，我知道我得比其他的人更努力才能有资格。

“‘你愿意无条件的完成任何任务，不管是什么了吗？’”

“我有点困惑了。团长一向很直接，今天真么吞吞吐吐呢？但我很快回答说，‘是，我保证完成任务！’”

“他似乎对我的决心一点也不高兴，但告诉我马上出发完成‘紧急任务’，连夜赶去地区政府大楼。我想和朋友们道别，但他说没有必要。因为是战争年代，我接受了，并和两个特别来接我的士兵走了。他们在两个小时的路程上一句话也没说，我也不能问问题，那是规定。

“在地区政府大楼，我被介绍给一个穿着军装的高级将领。他上上下下打量着我说，‘还挺不错嘛。。。好，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秘书。你必须从现在开始努力学习，努力改造自己，努力争取尽快入党。’然后他便吩咐人带我去休息。房间很舒服，炕上还有一床新被子。看来给领导工作确实不同，但我实在太累了，没细想就睡着了。

“那天晚上后来我被一个男人爬上床的动静给弄醒。我吓坏了，正要叫出声，他用手捂住我的嘴，低声说，“嘘，别打扰其他同志休息。这是你的任务。”

“是，从今天开始这是你的任务。”

这个漠然的声音是那个我之前见到的高级军官的。我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也不知道该如何保护。我只能悄声的流泪。

“第二天，党通知我说当晚会给我们举行一个简单的婚礼。那个军官就是我现在的丈夫。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自问这一切怎么会发生的。我怎么就被‘革命嫁出去了？’这四十年来我麻木的过着卑微的生活。我的丈夫把事业看得高于一切；女人除了满足他的肉体欲望没有任何意义。他说，‘女人如果不用，要来干什么？’

“我的青春被结束了，我的希望被粉碎了，我所有的美丽都给一个男人用了。”

她沉默了。

“对不起，欣然，我只顾着自己一直说话。你的机器都录下来了吗？我知道女人爱说话，但我很少有机会或是有说话的欲望；我就像个机器人一样。终于我能够不用害怕地说出一切了。我感觉轻了。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广播电台和你的同事们。再见。”

我的同事和我在这个女人道了再见后在原地呆了好久，被她的故事感动，也震惊了。当我申请播出这个故事时，领导拒绝了，说这会诋毁领导们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

我的同事们有句话：“记者是越来越谨小慎为的。”当我积累了广播工作如何运作并不断拓宽我节目的范围时，我开始意识到他们这句话的意思。在任何时刻一个记者所犯的错误都有可能让他丢掉范围，如果不失去自由的话。他们在一套非常小心画出来的规则里生活，这些规则一旦打破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第一次做广播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显得极为紧张，我看他都快昏过去了。直到后来我自己做了部门主任的时候，我才发现在中国的广播规定下，如果一个节目被卡掉的时间超过三十秒，这个人的名字将会在全国的广电系统中流传，一种令以后任何升职希望渺茫的操作。即便是一个最小的错误也可能导致当月奖金（比薪水高很多）的扣除；大的错误则会导致降职，如果不是被开除的话。

广播电台的记者每星期要参加两到三次政治学习班。课上包括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江泽民的政治为经济服务理论。新闻报道的原则和政治重要性一遍遍的灌输给我们，每堂课必以批评某些同事的违反原则结尾：在某个节目中没按正确官阶顺序念领导的名字，在评论中没有抓住党的精神原则，不尊敬长辈，不向党坦白恋爱关系，举止“不当”；所有这些还有些其他的错误都会受到批评。在这些课上，我感到中国似乎仍在文化大革命的控制种：政治仍然统治着生活的各个方面，一些人被责难，为了让其他的人感到有所成就。

我觉得很难听进去这些政治教条，但经常提醒自己记住最重要的一条：“党领导一切。”终于考验我对这条党规的理解的时刻来了。

我的节目的成功给我带来了不小的名气。人们称我是“揭开中国女性面纱”的第一女主持人，第一个深入真实女性生活状况的记者。广播电台给我升了职，我也收到了颇为可观的资助。我也终于能够开通了和听众直接对话的“热线”。

所有的实时广播室由两间房间组成，一间里是主持人的控制台，音乐和笔记本，另一间是控制室。给我打进来的热线通过一个控制员传过来，控制员负责延时机器操作。她有十秒钟的时间决定一个电话是否不适合播出，并在听众意识到前切断热线。

一天晚上，我正准备用轻柔的音乐将节目结束——我通常在节目最后十分钟左右这样安排——接进了我当晚最后一个电话：

“欣然，你好，我是从马鞍山打来的。谢谢你的节目，给我带来很多思考也给我和其他许多女性带来了很大的帮助。今天我想问问你对同性恋有什么看法。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歧视同性恋？为什么中国宣布同性恋为非法？为什么人们就不能理解同性恋的人和其他的人一样都有选择生活的权利呢。。。”

打进电话的听众如连珠炮般的发问是，我却惊出了一身冷汗。同性恋在媒体规定中是被禁止的话题；我怎么也想不出控制员怎么没有马上切断电话。

我没法回避这个问题：成千的人在等着我的回答，我不能让他们知道这是媒体内规定不能讨论的话题。我也不能宣布节目时间到：还有整整十分钟呢。我将音乐的声音调大，脑海里拼命的搜索我所读过的所有的有关同性恋的东西，并在努力的挣扎着怎样才能有技巧的处理这个话题。这个女人刚问了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这个问题一定正在听众的脑海里盘旋着：

“同性恋也是有历史的，从西方的古罗马到中国的唐宋，直到今天。哲学上有种说法叫做存在即有理由，为什么在中国同性恋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呢？”

这时我看到透明的玻璃墙那边控制员接了一个内线电话。她的脸霎时间白了，并不顾规定在句子的中间突然切断电话。几秒钟后，值班主任冲入控制室，并通过对话机对我说，“小心，欣然。”

我又放了差不多一分钟的音乐才打开麦克风。“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夜风中的私语’。我是欣然，和您讨论女性生活和世界的故事。每晚十点到十二点，您将倾听女性的故事，聆听她们的心声，了解她们的生活。”，我一边形成自己的想法一边尽量的填充播音时间。

“刚才我们收到一位对社会和历史都了解很多，并且了解一些生活方式较为特殊的女性群体的听众电话。

“就我所知，同性恋，如这位听众所说，不仅仅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东西方都有历史记载。据说在古罗马的战争期间，统治者们甚至鼓励战士之间的同性恋。因此，或许这只是一个同性恋的用处，而不是准许的问题。同性恋的关系帮助战士们面对战争和对家人的思念。用更残酷的方式来看，战士们之间的感情令他们更积极的为了死去或受伤的爱人复仇。

“在中国，同性恋也不仅仅在唐宋，早在北魏便有记载。这些史料都是关于宫廷生活的。然而同性恋从未成为过社会的主流——或许人类有天性的男女之间的需要，繁衍的需要。中国古代的圣贤硕果：‘万事竞争，命运使然。’

“我们都同意人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的权利，选择自己性需要的权利。但是，人性是在一直变化的。所有的国家，地区，民族都在尽其所能的朝着一个更美好的人类前景前进着，寻求着一个完美的体系。我们谁都没法判断这个旅程最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直到我们达到完美之前，我们都需要指导。我们也需要宽容和理解。

“我不认为单靠遗传形成了同性恋，也不相信完全是家庭环境造成的。好奇心更无法称之为形成同性恋的唯一原因。我相信其根由是很多很不同的。我们都有不同的生活经验，我们都做出相似但不同的选择。认识差异意味着我们不能期望其他人和我们对同性恋有同样的看法，因为这种期望意味着另一种偏见。

“对我们经历的歧视的同性恋朋友们，我想代表所有你们遇到的粗心的人们道声：‘对不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需要理解。”

我开大音乐关上麦克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突然我意识到玻璃隔墙那边的控制室里挤满了广播电台的高层领导。台长和节目部主任冲进录音室，抓住我的手使劲儿的摇。

“谢谢你，谢谢你，欣然！你回答得非常，非常好！”台长的手心满是汗。

“你可救了我们的命了。”节目部主任结结巴巴地说，他的手都在发抖。

“说话说够了，我们去吃一顿！我们可以算在办公室账上，”行政部主管老吴说。我有点受宠若惊。

后来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广播控制员告诉我她在担心儿子考大学的事，所以直到节目部主任恐慌的给她打电话时才知道出了什么事。老吴像每天惯常那样在家听节目。意识到节目进了雷区，他马上给节目部主任打了电话，节目部主任又给台长打了电话：了解情况而没有及时通报是更大的错误。他们都赶到了直播室，一路上在听着我的节目。等他们赶到直播室时，危机已经自行解除了。

我第一次听说同性恋是在大学。因为我的皮肤很好，女同学们给我起外号叫“鸡蛋”或是“雪球”，经常羡慕的摸我的脸和手臂。看到这些，一位男老师开玩笑说，“小心同性恋侵犯哦。”

我知道“侵犯”的身体含义，但是完全不知道这位老师说的什么意思。他解释说，“同性恋就是女人爱女人，或是男人爱男人。是犯法的。”

“什么？母亲爱女儿，父亲爱儿子是犯法的吗？”

老师摇摇头。“那些是血缘关系，不是性爱。噢，跟你说没用。我差不多是对牛弹琴。算了，算了。”

后来我从我母亲的老同事的一次聚会中再次听到了同性恋这个词。很明显，我母亲曾有两位女同事住在同一间房。当情况改善，单位给她们分两间房时，她们拒绝了。她们情同姐妹因此当时也没有人留意。她们的同龄人都忙着谈恋爱结婚生孩子，然后是生孙子。当她们在家庭的需要导致的精神和肉体上的疲倦后，她们在老年才记起这两个女人，并羡慕她们共同度过的从容。所有年轻时她们未曾在意过的闲话和观察涌现了出来，这群老同事们最后做出结论这两个女人是同性恋。

听着年长一辈的结论，我不禁想象着那两个女人有多么的轻松：她们或许从未有过对男人的痛恨，也肯定没有对儿女的忧心。也许同性恋根本就不是邪恶的，我想，也许这只是人生的另一条路。我不知道这为什么是违法的，但是似乎我也找不到什么人去问这个问题的答案。

有一次，我鼓足勇气去问一个妇科主任这个问题。

她惊讶的看着我。“你怎么会想问这个问题。”

“怎么了？这样问很不好吗？我只是想知道这些女人和其他女人有什么不同。”

“除了思维和性行为的不同外，她们和其他的女性没有什么区别，”妇科医生说，轻松的带过这个问题。

我继续追问。“如果一个女人的思维和性行为和其他女人不同的话，她还能被称为一个正常的女人吗？”这位妇科医生或是不知道如何说明，或是对这个问题没有准备。

我第三次面对同性恋的话题是当我被广播电台派去报到一个公众活动。

这次行动的负责人一看到我时便说，“电台怎么派了个女的？搞错了吧。噢，算了，既来之则安之。但我恐怕你只能做跟踪报道而做不了现场报道了。”

他的同事传来哄笑声，我却是一头雾水。指导行动展开我才明白他们哄笑的原因：他们准备对公共男厕所搞突击检查——臭气熏天——并逮捕有同性恋行为的男人们。

我对这次行动存有疑问：没有其他的小偷和罪犯去抓了吗？而且肯定也不会同时有那么多同性恋的男人同时在厕所性交。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当晚有一百多个人被捕。当行动差不多快结束时，我困惑的问一位公共关系领导，‘有人负责女厕所吗？’

“我们怎么查女人，你开玩笑吧？”他回答说，对我得天真不可置信的摇着头。

我的节目上打通热线电话询问同性恋的听众是第一个让我了解到这个问题的人。

大约在她打来电话后的两个星期的一个晚上，我做完节目后肾上腺激素分泌过多亢奋的回到家。大约凌晨两点，我终于感觉到睡意的时候电话铃突然响了。

“欣然，你记得我吗？”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你一定记得的，那天我在你的节目上问了一个那么难的问题。”

我又气又恼，不知道这个女人是怎么得到了我家里的电话号码的。广播电台不管什么人应该有常识不将我的私人电话泄漏给别人。不过现在一切都太迟了。

这个女人说话时我暗暗的生气，“嘿，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别怪你们值班人员把你的电话告诉我。我说我是你北京的亲戚，下火车时不见了行李袋——袋子里有电话号码本。我需要你来接我。还不赖吧，嗯？”

“不赖，不赖，”我冷淡的重复说。“你有什么事吗？我记得你，你是马鞍山的，对吗？”

“是的，我就知道你不会忘了我。你累了吗？”

我已经非常疲倦了。“嗯，有点。你想做什么？”

她似乎听懂了我的暗示。“好吧，你累了。那我现在就不说什么了。我明天等你节目结束后再给你打电话。”说完，她就挂了电话。

第二天晚上，我几乎把这个电话给忘了，但我回到家还没到一个小时，电话响了。

“欣然，今天我有点早，对吗？请不要担心，我不会说太多，我只是想告诉你我非常感谢你替公众向同性恋的人对他们所遭受的偏见而道歉。好了，先说这些，晚安！”

再一次，她在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之前就挂了电话。我安慰自己说：她是好意，而且似乎也挺体谅人。

这个女人在接下来的三个星期里每天晚上在同一时间给我打电话。她告诉我她想着我那晚的节目，推荐对那个节目有帮助的书籍和音乐，或者仅仅是跟我说一些人生的大道理。每次她都只会说上几分钟，也从不给我说话的机会。她没有告诉过我她的名字。

一天，当我凌晨一点离开广播电台的时候，发现有一个邻居在门口等我。我觉得很奇怪。他告诉我我家保姆求他来的因为她给吓坏了。一个陌生的女人打电话来叫她：“离开欣然！”

我觉得很不自在。

那晚向连续三个星期以来一模一样的时间，电话响了。在来电者有机会说任何话之前，我抢先说了，“之前是不是你打电话来的？”

“是，我跟你的保姆说了话并叫她离开你，”她说，冷静而又自信。

“你为什么这么做？”我愤怒的问。

“为什么不行？她不能独自拥有你——你应该属于更多的女人。”

“听着，”我回答说，“我很高兴和你交流思想或者讨论人生。但是如果你干涉我的生活，我就不想再与你有什么联系了。我不干涉别人的生活，别人也不能干涉我的。”

她沉默的片刻，然后用一种哀求的语气说：“我会按照你说的做，但你不能抛弃我们的爱情。”

一想到这个女人可能爱上了我令我很忧虑。我好几天都没有接电话，自己告诉自己，就像那些疯了似的追星族，她的迷恋或许也会结束；不用担心。

一天下午，台长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一个马鞍山叫陶虹的女主持人企图自杀。她父亲把她的遗书寄给了我。里面说她深深的爱着你，而你却拒绝了她。”

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叫陶虹的女人一定是那个给我打电话的神秘人。我更本没想到她也是一个电台主持人——我更没想到我不接她的电话会导致这样的结果。

台长建议我暂时避避风头。看来，陶虹清醒过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见欣然！”

几天以后，我正在计划部开会，一个主持人进来告诉我说有人来找我。当他带着我去到接待室时，我看见一个年轻的穿着时髦男装的女子。她的头发剪得很短，从后面根本看不出来她是个女的。那个主持人还来不及介绍，她走上来双手抓住我的手臂，充满的感情的说，“什么也别说，让我好好看看你。我一看就知道你是我的欣然！”

“你的欣然？”那个主持人问道。

“是的，我的欣然！我是陶虹，你的陶虹！”

我的同事溜开了。他知道陶虹的故事，我想他是去找帮手了。

陶虹一边说话一边紧紧地盯着我看，“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迷人，这么女性化，这么柔软。我终于见到你了！来，来，坐下！让我仔细看看你。半年多了。。。这些时间我一次都没来过。我想通过你的节目，通过你在心目中的印象了解你。

“你说的是对的，女人是天地间创造的力量。她们给这个世界带来美丽，感情和敏感。她们是纯洁的。女人是万物间最好的。。。”

我的同事带来了另外三、四个主持人，他们都坐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一边聊天一边照看着我。

“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这些书里都是女人的画。看她们的身体多美啊。看着张，那表情，她的嘴多诱人啊。我特别给你带来的；你可以留着自己看。我还给你带了这个。。。给你带来性的快感。还有这个。你用它来摩擦自己时，感觉就像上了天堂。”

我的同事们不住的瞄着陶虹摆在我面前的东西。我羞愧死了。我一直认为没有感情的性只是兽性，我根本都不知道还有这种机械的撩起性欲的装置。

陶虹还在滔滔不绝：“有了现代工具的帮忙，我们可以达到我们的祖先希望却没法得到的。不像他们，我们可以让我们的感觉想到多远就到多远。。。”

我试图分散她的注意力，于指着她拿的那堆像什么宣传材料之类的纸问：“陶虹，这是什么？你还没说这些呢。”

“噢，我知道你会问这些的。这些是中国同性恋协会的指南。你听说过吗？我们在一年办前策划了一个研讨会。酒店，日程等等万事俱备，但政府取缔了。但已经没什么关系了。我们已经取得我们想要的基本所有东西：在研讨会前的几次聚餐里，我们已经确定了我们的纲领，表了决心，并讨论了我们的身体需要，以及如何有更好的性生活。。。”

我记得陶虹说的研讨会。我差点就去了北京去报导。在我本应出发前一天，南京公安局有人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已经派人支援北京警察局取缔这次研讨会。他们准备搜查一个很大的酒店，并逮捕同性恋协会的几个主要人物。我马上给几个我知道获邀参加的心理学家和医生打电话叫他们别去，我担心最后会有流血事件。

幸运的事，陶虹告诉我，研讨会的解散没有导致暴力事件。为了防止局面变得很难看，警察局故意放出了行动的消息，所以同性恋协会主动放弃了研讨会。双方都达到了主要目的：政府控制了局面，协会成员也在准备研讨会的过程中互相见了面。中国人在政治操作方面变得越来越成熟。

当我看到陶虹的传单上一个标题时不禁一阵恶心：“口交技巧之四：下巴上部的运用。”我很难接受这样大胆的关于性的讨论。陶虹注意到我的表情并耐心的解释说，“你没必要现在看。以后试试，你就会发现性的乐趣。”

我的同事们开始偷笑。

“我们出去走走吧，”我说，急于逃离同事的窃笑。

“真的吗？当然，我们早该去街上走走。我们会是很好的一对。”

我们离开了广播电台，陶虹问我们去哪儿。我告诉她别问——我们到了她就知道了。她更加兴奋了起来，说这正是她喜欢的冒险，充满了神秘感；她更爱我了。

我带她到了乌鸡庙，一所古老的南京庙宇，里面的钟声很远都听得到。每当我烦恼或是情绪低落时我就会来到这座庙中的佛像塔中坐着。听着钟声，一边看着带走我忧愁的蓝天白云。在寺庙门口，陶虹停下来紧张的问，“如果我走进去，我能得到净化吗？会改变些什么吗？”

“所有能被带走的东西都是没有意义的。感情无法被净化带走。我是这样认为的，”我说。

陶虹刚踏进门，钟声就响了。她沉声说，“我的心被触动了。为什么？”

我不知该如何回答她的问题。

站在佛像塔前，我们久久都没有说话。当钟声再次响起，我问了陶虹两个问题：她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女人？谁是她的初恋情人？

陶虹倾倒出她的故事：

陶虹的父亲一直都因为没有儿子而觉得抬不起头。生下她后，她母亲就患了子宫癌无法再生育；后来她死于癌症。她父亲觉得没法传递家中的香火而痛苦却无计可施。于是他把陶虹当成男孩，并将她以男孩的方式带大，从她的衣服，头发，直到她玩的游戏。陶虹从没上过公共厕所，因为她不知道是应该上男厕所还是上女厕所。她对自己的男性风格非常骄傲，也从没有爱过女人。

但是陶虹十四岁那年，一件事改变了她所有的对男人女人的看法。那是她正要升高中的那个夏天。别人告诉她高中是最可怕的时期：她的人生由此而定，高中的成功也就意味着人生的成功。她决定在沉入学业之前好好玩一下，经常晚上和朋友们出去玩。

那个晚上，她大约十一点钟开始回家。路并不远，而且也不偏僻。差家里还有几步时，一伙四个男孩从阴影中冒出来抓住了她。

他们把她抓起来，蒙上她眼睛堵住她嘴巴，带到了一个似乎是建筑工地的工具棚。哪里还有另外三个男人，总共便有七个人。他们跟陶虹说他们要看看她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并开始脱她的衣服。他们看见她少女的身体时一时呆住了，但接着他们的脸红了起来，所有七个人都扑向了她。陶虹失去了意识。

当她清醒过来时，她发现光着血淋淋的身子躺在一张工作凳上。那些男人们躺在地上打着鼾，有的人连裤子都没提上来。陶虹脑子里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开始慢慢从凳子上起来。她摇摇晃晃的从地上捡起自己的衣服。在走动时她踩到了一个男人的手；他的叫声惊醒了所有其他人。他们都看着她，愧疚得没有说话，陶虹拾起衣服穿上。

她艰难的花了三十分钟才穿上衣服，一言不发。

从那以后，她恨所有的男人，甚至她的父亲。对她来说，他们都是肮脏，好色，兽性和野蛮的。她那时才来过两次月经。

她还是继续穿着男装，她也说不清为什么，对发生的事只字未提。轮奸让陶虹很清楚自己是个女人。她开始渴望知道女人是怎么样的。她不觉得自己有女性美，但是她想看。

她的初次尝试是和高一班上最漂亮的女生。她告诉她的同学她爸爸出差了，她害怕一个人在家，问她能否在她家过夜。

她们上床之前，陶虹根她的同学说她是光着身子睡觉的。那个女孩有点不好意思照做，但陶虹告诉她会给她做按摩，所以她便同意脱了衣服。陶虹对女孩身体的柔软光滑感到非常惊讶，特别是她的胸部和臀部。轻轻的接触就让她热血沸腾，全身如电流击过。当陶虹正抚摸着女孩连气都喘不过来时，她的父亲进来了。

陶虹出乎意料的冷静，拉被子盖上她们俩赤裸的身体问道，“您怎么回来了？您不是去出差了吗？”她父亲一句话没说出了房间，震惊不已。

后来，当我电话采访陶虹的父亲时，他说从那天开始他就知道陶虹已经长大了，而且成了一种很特殊的人。他没有勇气问她为什么成了同性恋，但经常在每年清明去扫她母亲的墓时问她的母亲。

从那以后，陶虹经常带女孩子回家“按摩”。她觉得女人是特别精巧的生物，但她对她们没有爱。

她的初恋是在她提到的那次被取缔的研讨会上。陶虹给安排和一个比她大十四岁的女人一间房。这个女人非常优雅，文静而且友好。她问陶虹为什么参加研讨会并知道她喜欢女人。她告诉陶虹性爱是最高的精神境界，特别是女人的性爱是更宝贵的。当研讨会被取缔后，她带陶虹去了另一间酒店教她“性爱培训”的课程。陶虹体验到了她从未体验过的性的刺激和快感。这个女人还教了陶虹性健康和如何使用性工具的知识。她还告诉她许多关于同性恋的历史，中国的和外国的。

陶虹说她爱上这个女人是因为她是第一个和她分享想法和知识的人，保护她并给她带来身体上的快乐的人。但这个女人告诉她并不爱她，也不能爱她；她没法忘记，更不用说有人替代她以前的爱人，一个多年前在事故中丧生的大学讲师。陶虹非常感动，她说她从小就知道了爱比性更纯洁，更神圣。

陶虹回答了我的问题后，我们离开了乌鸡庙。我们边走，陶虹一边告诉我，她一直在寻找一个像她第一个爱人那样的人。她大量的阅读，并在八个月前通过考试成为了马鞍山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主持一个影视热线节目。她说有一个听众建议她听《夜风中的私语》。她已经连续听了半年，并希望我会是她新的情人。

我告诉陶虹，像我在节目中说的那样，“如果你不能让人幸福，就不要给他们希望，”坦率地告诉她，“陶虹，谢谢你。很高兴遇见了你，但我不属于你，我也不能做你的爱人。相信我，有那么一个人在等着你的。继续读书，扩展你的知识面，你会找到她的。别让她等你。”

陶虹放弃了。“那，我能把你当作我的第二个爱人吗？”

“不，不行，”我说，“因为我们之间没有爱。爱必须是相互的；仅仅是爱或者被爱都是不够的。”

“那我该如何看你呢？”陶虹开始接受我的观点。

“就把我当你的姐姐吧，”我说。“亲情的维系是最长久的。”

陶虹说她会考虑，然后我们便道别了。

几天后，当我收到一个希望匿名的听众电话时，我马上知道那是陶虹。“欣然姐姐，”她说。“我希望人人都能像你这样真诚，善良，博学。你能收我当你的妹妹吗？”

第六章  中国女人信什么

    我没有忘记大学生金帅的三个问题：女人的哲学是什么？对女人来说何谓幸福？好女人有什么条件？再作节目的调查过程中，我试着回答。

我觉得问一些像大李和老陈那样年长而经验丰富的同事指导女性生活的哲学会很有意思。当然在一个对党的信仰永远高高在上的年代，我得小心措辞我的问题。“当然，女性们对党的信仰是高于一切的，”我开始说，“但她们会不会还有其它的什么信仰呢？”

老陈对于讨论这个问题很积极。“中国女人有宗教信仰，”他说，“但他们似乎能同时信好几种宗教。那些相信精神身体锻炼的女人经常换练习的气功和跟随的大师；她们的神来了又去。你不能怪她们：生活的艰辛令她们渴望找到出路。毛主席说过，‘穷则思变’。我们现在信毛泽东和共产主义，但之前我们信天，信天子皇帝，信佛，信耶稣，信默罕默德。虽然我们历史悠久，但却没有本土的宗教。皇帝和统治者被认为是神，但他们一直变来变去，老百姓们习惯了崇拜不同的神。俗话说：‘一百个人有一百个信仰。’其实，你也可以说根本就没有真正的信仰。女人比男人要实际很多，所以她们的态度是照顾一切基本需要。她们搞不清楚哪个神的法力更高，哪个神仙有用，所以她们每个都信，为了保险起见。”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但忍不住想象人们如何协调不同宗教间相互冲突的教规教条。老陈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女人知道宗教是什么。大部分都是跟着别人，生怕吃了亏。”

大李同意老陈的观点。他指出来，特别在1983年宣布宗教信仰自由后，一个家里如何通常有好几个不同的神龛供奉不同的神。他告诉我们他一个邻居的祖父母辈，一个是佛教徒，一个是道教徒，两人经常互相争吵。在家里烧的香旁边，基督教的孙女还摆上了一个十字架；两个祖父母经常为了这骂孙女，说她是咒他们早死。这个姑娘的妈妈信某一种气功，而爸爸则是信金钱佛。他们俩也经常吵架：女人说男人的拜金主义损害了她的神修地位，而男人则指责女人恶意攻击他的财产。这个家里的一点钱都花在了宗教仪式或是圣图上，但这个家庭却既没富起来，也没开心起来。

大李还告诉我们一个他认识的据说非常虔诚的一个女经理的故事。在公开的发言上，她会欢呼说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希望，一下了讲台，她就会传布佛教，告诉人们他们下辈子会因为这辈子积的德而获得报答。风向一转，她又开始传播关于某个神奇的气功的消息。她单位有人说她会在外套上带个党章，背心上别着佛像，胸罩上再系上藏密功张大师的像。见到我不相信的眼神，大李向我确认说这个女人经常见报。她每年都是劳模，并被评为杰出党员多次。

“她私底下的虔诚在党眼中看来可能是再好不过的事。”我稍带不敬的说。

老陈拍了拍桌子严肃地说：“欣然，小心点。这样的话可是够你掉脑袋的。”

“我们还得这么害怕吗？”

“别天真！五十年代的时候，党号召我们‘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怎么样？那些响应号召的全都被关了起来或是送到边远农村。有些不过是在日记中表达了一些个人看法，他们照样也被公开批评被关进监狱。”

老陈基本上是个好人。“你不应该谈太多信仰宗教，”他警告说。“你只会惹麻烦。”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采访了好几个女性关于她们的信仰，并印证了事实上她们确实是同时信仰好几种不同的宗教。在郑州，我见到一位将对党的信仰换作一种叫做芳香功的气功的追随的退休女人。这种气功是另大师发出一种芳香的气味你吸入了他的功力后便可强身健体。在之前她信的是锻炼身体和草药。当我问她信不信佛的时候，她叫我把声音放低但承认她是信的。她家的老人总是说什么都信总好过什么都不信。她还告诉我，她还相信基督就是圣诞老人，每到年末就来帮你的忙。当我对基督就是圣诞老人的看法表示惊讶时，她告诉我我还太年轻所以不懂，并叫我别把我们的谈话告诉任何人。我们的话说是：“在家里信自己的神，干自己的事；在外面信共产党，小心干事。”但是我不想任何人知道我刚刚说的话。我不想再挨整了，我都一把年纪了。

“别担心，我不会告诉任何人是你告诉我这些的。”我向她担保说。

这个女人怀疑的说。“你说是这样说，但这个年代，能信得过谁啊？”

年轻人呢？我有一次在南京太平南路清教徒教堂见到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姑娘。有一个衣着入时，头发松松的披在肩上。另外一个穿得不那么讲究，扎着一个马尾辫。我猜那个优雅的姑娘是因为赶时髦，而她的朋友则是出自好奇，但我错了。

我问她们是不是经常上教堂。

那个穿得很讲究的姑娘看着她的朋友说，“这是我第一次，我是被她拉来的。”

扎着马尾巴的姑娘插嘴说：，“我也是第二次。”

“你第一次是自己来的还是别人带你来的？”我问她。

“我跟外婆一起来的，她是基督教徒。”她回答说。

“你妈妈不也是吗？”她的朋友问她。

“嗯，我妈说她自己是基督教徒，不过她从来没上过教堂。”

我问她们俩说：“你们信基督教吗？”

衣着讲究的姑娘回答说，“我从没信过，我只是听说挺有意思。”

“你说‘有意思’指什么呢？”我继续追问。

“世界上信基督和基督教的人那么多，我想其中必定有些什么。”

“那，世界上信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人也很多，他们呢？”我问。

她耸耸肩膀说：“不知道。”

她扎马尾巴的朋友说：“反正，女人到了四十岁就得信点什么。”

我对她的推理很惊讶。“噢？为什么？”

“看看那些在教堂里祈祷，寺庙里烧香的人。都是中年妇女。”

“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衣着讲究的姑娘颇有深意的插言说：“男人为钱而奔波，女人为命运而奔波。”

她的朋友说，“我外婆说她年轻的时候也不信上帝，但自从信了以后，很多以前困扰她的事就不再困扰了。我妈妈说自从她开始信上帝她就不再和我爸爸吵架了。是真的，他们以前吵得很厉害，但现在如果我爸爸发脾气，我妈妈就会去十字架边祈祷，我爸爸就不作声了。”

“女人总是没法信仰什么大的东西。对某个神祈祷总比打麻将好，”衣着讲究的姑娘说。

我对她轻率的语言很惊讶。“打麻将和宗教能相提并论吗？”

扎马尾巴的姑娘说：“问题不在这里。我妈妈说没有信仰的人是得过且过。如果他们有钱的话他们就过好日子，但他们没钱旅游，或是出去喝酒。所以他们呆在家里打麻将。至少还有可能赢点钱。”

“那有信仰的女人呢？”我问。

“信宗教的人是不同的，”衣着入时的姑娘说。

她的朋友支持她的观点。“非常不同。虔诚的女人读经书，参加宗教活动，帮助他人。”

“所以，如果你到了四十岁，你会信仰宗教吗？”我问她们俩。

衣着入时的姑娘不置可否的耸了耸肩，但她的朋友非常坚定地回答说：“如果我有钱，我不会信。如果我还像现在这么穷，我会信。”

“那你会信什么宗教呢？”我问。

“那得看到时候兴什么。”她回答说。

接下来两个姑娘就走了，留下我张口发呆的站在教堂前。

“一切都结束后我才知道有些战士的指甲和手指头都被挖掘挖掉了，但他们用布包着手继续着。有些战士挖着挖着就会像疯了一样的大叫，因为他们听见从废墟深处传来的呻吟和叫喊。然而他们光用手又能做什么呢？重型营救设备因为城里的路都毁了无法运进来。多少人在等待营救的时候死了啊？”她叹了口气，擦了擦眼中的泪水。

“小萍一定很坚强。”

“没错。她平时给树枝刮到了都会叫，看到血就吓得脸发白。但在那十四天里，她非常坚强，她甚至还安慰我说：“妈妈，我都麻木了，所以一点都不疼。”当她的身子终于给挖出来后，我看到她的腿都已经给砸成一团了。给她处理后事的殡仪馆的人说她的盆骨也因为压力断了。那么多的伤，我希望她的下半身在那十四天里真的失去知觉了。我数着每一分钟。那段时间人们用尽了所有的办法来救她，二十四小时不停，但什么都没用。

“最后，战士们帮我爬到墙上，给我搭了一个临时的座位让我可以一直用手臂抱着她。她瘦小虚弱的身子冷得像冰一样，虽然当时是夏天。

“开始几天，小萍还能跟我说话，讲故事的时候还会打手势。但过了第四天，她开始越来越虚弱，直到她几乎

连头都抬不起来。虽然每天都给她吃药送饭，而且也有专人护理，但她的下半身一定还是在流血，而且开始长坏蛆了。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她的命运，但人们都能为力。整个唐山都是一片废墟，没有足够的急救人员和设备去各地救人，往城里的路都是走不通的。我可怜的女儿。。。”

“杨阿姨，”我低声地说，我们两个都在流泪。

“在最后几天，我想小萍已经意识到她没希望了，虽然人们找了各种理由让她保持乐观。她无助的躺在我怀里，没法动弹。第十四天的早上，她硬撑着残缺的身子坐了起来，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给我的药起效了。我有些力气了，看！”

“周围十四天来一直关心着她的人们看见她坐了起来，都开始鼓掌欢呼起来。我也以为发生奇迹了。当小萍看见每个人都那么兴奋时，她似乎获得了新的力量。她本来极为苍白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用清晰洪亮的声音谢谢大家，并回答问题。有人建议她唱首歌，大家都开始鼓掌。开始小萍很害羞，但大家都给她打气：“来一首，小萍！小萍，来一首！”最后，她微微的点了点头，开始唱：“红星闪闪放光芒，。。。”

“那时人人都会唱这首歌，很多人都跟着小萍唱了起来。在一片悲哀中的歌声就像希望的花朵。多天以来人们第一次有了笑容。唱了几段后，小萍的声音微弱了下来，慢慢躺回了我的手臂。”

杨阿姨沉默了很久。终于她振作起来继续着：“小萍再也没醒过来。我以为她睡着了，但当我意识到我搞错了时候，已经太迟了。她没留下什么遗言，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记忆是人们在她身边唱歌，欢笑。医生告诉我她的死讯时我很平静——那十四天零两个小时已经把我熬干了。直到四天后，他们真正把小萍当时已经开始发臭的身子挖出来时，我才哭了出来。她的身子都已经。。。我的亲骨肉啊。。。我痛得，我痛到骨子里了。”

我和她一起抽泣着，“对不起，杨阿姨，对不起。”

“可怜的孩子，在她十四年的生命里只看了三部电影，《地道战》，《地雷战》和《南征北战》，和八部样板戏。从没见过漂亮的衣服和高跟鞋。。。”

“那是中国历史上巨大的悲哀。我也经历过那个年代，从没真正经历过美和青春。”

杨阿姨叹气着说：“有人说大地震是老天给文化大革命的报应。然而老天在报复谁啊？我从没干过对他们不敬的事，也没干过缺德事。他们干嘛要毁了我女儿？”

“哎呀，杨阿姨，千万别这么说！小萍的死绝对不是报应。不管怎样也别这样想。小萍在另一个世界知道你这样想也不会心安的。您应该尽量好好活着——那才是对小萍的牺牲的最大安慰，不是吗？”

“是啊，没错。。。但是我。。。唉，算了，别谈这个。你那么忙，你忙你的吧。别管我说的那些傻话。”

“杨阿姨，谢谢您。”我轻轻按着她的手。“我相信您在这些孩子身上看到很多幸福和欢笑。他们长大后肯定就是小萍灵魂的延续，是她给这个世界留下的美好的东西。”我看着墙上小平的照片，她似乎在用我儿子盼盼的声音跟我说别让她妈妈一个人孤零零的。

几天后，我回到唐山去采访丁院长。

丁院长以前在军队作过十几年的军官。她丈夫大约在地震前一年因为伤病从中国西南部搬回唐山。在这场灾难中她失去了女儿，而她儿子失去了双腿。后来她的丈夫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她靠着政府的救济带大了残疾的儿子。他自学了会计，当几位母亲导论着要办孤儿院时，他便自荐做会计。我去采访后不久，他就因为伤口感染而去世了。

为了不让丁院长回想起痛苦的往事，我尝试着先采访她儿子。但是他说他那时还太小，关于地震的很多东西都不记得了。他告诉我他母亲从未告诉过他姐姐真实的死因。他只是隐隐约约的听说过，她不是在地震中丧生的，而是后来自杀的。他一直很想问母亲，但每次当他提到这件事，她就会叫他住口。

除了问丁院长她是否愿意接受采访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她同意了，但建议说我等到国庆节放假时再回来采访。当我问及原因时，她说：“告诉你我的故事不用太长时间，但会让我好几天情绪都无法调整。我需要时间恢复。”那年的国庆节在周末，我们于是可以连着休息三天。这在中国为数不多的国家假日中算个长假了。

假期开始的头天晚上，我刚到唐山，丁院长打电话邀请我见面。

我赶去了孤儿院，并说她可以放心，如果她觉得太艰难，我们可以随时停止访问。

她微弱的笑了笑。“欣然，谢谢你的好心，不过别忘了我是一个上过朝鲜战场的战士。”

我点了点头。“听说您在地震中并未失去任何一位亲人。”

“没错，但生存下来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灾难。”

“不知道我对不对，您丈夫是因为女儿的不幸而悲伤过度去世的吗？”

“是，我也几乎活不下去了。是因为想到我残疾的儿子才把我救了回来的。我想着他必须得依靠我，这才活了下来。”

我犹豫的进一步问：“您女儿自杀是因为。。。”

“直到今天，只有三个人知道为什么：我丈夫，我女儿和我。”

“噢？”

“是的。你一定听了很多次大地震造成了多大的破坏——我不用再描述了。事实上，当时的情形无法用语言表达。如果你亲身经历了的话，你只知道感觉就像世界末日。在那种情形下，你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人。

“当我和丈夫想办法离开我们住的正摇摇欲坠的大楼时，余震还没结束。我们发现孩子们的房间已经被拉开了，而他们不见踪影。我吓得心都收紧了。因为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军用机场，我们很快就被驻军营救了。他们很快把我儿子挖了出来，但他的两条腿已经被砸烂了，所以给他做了你现在看到的高位截肢。幸运的是他获救很及时，要不然那么热的天，他的伤口很容易就会危及生命。过了两天，我女儿还是没被找到。我快疯了。我每天都看到受伤的，残废的或死去的人被挖出来抬走；基本没有人肢体健全或没受伤的。

当我差不多放弃希望时，有人告诉我很多受伤的人被抬到机场的跑道上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就得去看看。

“但当我走到机场时我给眼前的情形吓得一个字都说不出：长长的跑道上堆满了呻吟的身体，四五个一排。直到那时我才意识到，大地震不仅仅撼动了我们大楼，而是摧毁了一整个有成千上万人口的城市。我满心恐惧的试着在一排排死去和受伤的人中寻找我的女儿；他们刚到的时候肯定还是活着的，但有些在能接受一级护理之前就死了。很难辨认任何人：他们几乎都是没有穿衣服的；有些女人的脸被头发盖住，有些则被泥盖住。找了半天，我才找了半个跑道。夜幕来临的时候，我去了驻军提供的帐篷。我决定第二天早上再继续。

“我睡的帐篷里有很多人。没有男女，贵贱之分。人们在任何能找到的地方瘫了下来，在没吃没喝，甚至没希望的焦急寻人后，大家都累垮了。

“我正要睡着时，附近有两个男人的对话传了过来：

“你要干什么？还不睡？”

“我在想那个姑娘。。。”

“还想？”

“我不是想那个！我是想她被那样扔在那儿是不是会死？”

“你这什么意思？你想去看看吗？如果是的话，我们得赶快。等我们回来兴许还有地方睡，要不然我们得睡在外面被雨淋个透湿。”

我四围看了看是谁，当我看到其中一个男人短裤上挂着的一条五彩绳时赫然一惊。那很像我女儿用来扎头发的绳子。我不愿意相信他们说的是她，但万一是呢？我冲到他们身边问他们那条绳子从哪里来的。他们支支吾吾，令我更怀疑。我大声地斥责他们，问他们所说的那个姑娘在哪儿；他们有点害怕了，于是咕咕哝哝的说起一个很远的跑道旁的一个坑，然后他们就跑了。我没法具体再问他们，更不用说抓住他们了；我只想知道那个姑娘是否是我的女儿。

“我跑向他们说的那个方向。我跑到坑边时，听见里面有微弱的呻吟声，但看不清黑暗中是谁。正在那时，过来了两个巡逻的战士。他们有手电筒，正在照看跑道上的伤员。我请他们照一照坑里。在微弱的光亮里，我们看到一个光着身子的姑娘。那个时刻我的感觉是一片混乱的；我有希望有不希望那是我女儿。当两个战士帮我把她抬到跑道上时，我才看清那真的是我女儿。

“小英，小英！”，我喊着她的名字，但她困惑的看着我，没有一丁点反应。

“小英，是妈妈！”突然我注意到她的下身又粘又湿，但当时没时间想这些了，我赶紧给她穿上战士们借给我们的衣服。奇怪的是，小英却把裤子又脱了下来。

“天亮的时候，一架飞机的轰鸣声吵醒了我。但我看见躺在我身边的小英时，我惊呆了：她傻笑着脱着裤子，腿上和腰间都是血。那时我才想起那两个男人的对话。他们难道趁着灾难占了小英的便宜，强奸了她吗？我不敢相信。而我生动活泼的女儿却傻了。

“医生说小英受了强烈的刺激，而且告诉我和丈夫说她肯定是被轮奸了。我在昏过去之前就听到这些了。我清醒过来时，我丈夫握着我的手，满脸泪水。我们无言的看着对方流着泪：我们的女儿被侵犯失去了神志，我们的儿子没了双腿。。。”

丁院长陷入了沉默中。

“我能问你们送了小英去治疗吗？”我静静地问。

“送了，但我们不知道她恢复过来后还会感到那种恐惧。两年半之后，正当她慢慢恢复记忆，我们准备接她出院开始新生活时，她在医院的病房里上吊了。她留给我们的信中写着：

亲爱的妈妈爸爸：

   对不起，我没法继续活下去了。你们不应该救我。我恢复的记忆都是那些不忍回想的，那些男人的残忍和暴力。这是这个世上留给我的一切，我无法带着这样的记忆过每一天。记忆太痛苦了，我走了。

你们的女儿，

小英

   “小英当时多大？”我问。

   “她十六岁，她弟弟十一岁。”丁院长停了一会。“我丈夫悲痛得扯头发，说是他害了孩子，但当然不是他的错。那天晚上他很晚都没上床。我累坏了，就睡着了。等我醒来时，他的身体已经冷了，悲痛在他脸上凝结着。医生开的死亡证明上说他死于极度疲惫导致的心脏病突发。”

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丁院长，难以想象您怎能忍受这一切。”

她认同的点了点头。

“而且您不想让您儿子知道？”

“他的身体已经被创伤了；他如何能再承受同样精神上感情上的创伤？”

“但您勇敢的活了下来。”

“我勉强活了下来，但我并不真正的勇敢。我是在人前坚强，人们所说的铁娘子，但一个人的时候我整晚都哭：为我女儿，我丈夫，我儿子和我自己。有时候，我想他们想得喘不过气。有人说时间会治愈一切，但没治愈我。”

在回家的火车上，当我拿起笔记录下来这些母亲的经历时又哭了。我觉得很难想象她们的勇气。她们仍然活着。时光将她们带到了现在，但那流逝的时光中的每一分每一秒中她们都在死亡留给她们的场景中挣扎着；每日每夜她们都承受着失去孩子带来的痛苦回忆。这不是一个人类自己的意志可以消除的痛苦：一件最小的日常用品——一根针，一条线，一支筷子，一只碗——都能带回那些带笑的面容和死去的灵魂的声音。但她们必须活下来；她们必须走出回忆回到现实中。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为什么在孤儿院的每间房间里都有一只眼睛——那大大的眼睛，闪着泪水，瞳孔中写着“未来”。她们没将对她们的温暖封锁在对自己孩子们的记忆中；她们没陷在痛苦的眼泪或对同情的等待中无法自拔。凭着母亲的伟大，她们给失去了父母的孤儿们建立了新的家庭。对我来说，这些女性证明了中国女性无法想象的坚强。作为一个母亲，我能想象她们的失落感，但我不知道我是否在她们所经历的痛苦中仍然无私的付出。

当我做了一个以对她们采访为基础的节目时，我在五天之内受到了七百多封听众来信。有些人请我带他们向孤儿院的母亲们表示敬意和感谢。有些人寄了钱来，请我给孩子们买些礼物。他们分享了这个节目激起的个人感受：一个女性说为有孩子感谢上苍；一个女孩说她第一次想拥抱她的母亲；一个几个月前离家出走的男孩说他准备回家并请求父母的原谅。办公室里所有的桌上都堆满了这些信，门边的一个大纸箱里装满了给孩子们和母亲们的礼物。里面有老陈的，大李的，孟星的，小姚的，老张的和许多其他同事的礼物。

第四章 垃圾婆

广播电台的围墙边，离保卫不远的地方，有一排由废铁皮，油毛毡和塑料袋做的小棚屋。住在那里的女人靠捡垃圾然后卖掉维生。我常猜测她们从哪里来，是什么让她们走到一起，她们怎么会流落到了这里。不管如何，她们倒是很聪明的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隔保卫站岗的地方仅十几米。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棚屋里，最小的那间特别突出。它的建筑材料和其它的棚屋没什么不同，但它设计得很精心。铁皮的墙被涂成了日落的颜色，屋顶的油毛毡也折成了城堡般的尖顶。有三个分别由红色、黄色和蓝色的塑料袋做成的窗户，门是由彩色的纸板做成，并用塑料布织成了方格的包布，因此足能顶风挡雨。我对这种建造这样一间卑微的小窝明显的仔细和心思很感动，而且觉得门上那个一闪一闪的碎玻璃做成的通风烟囱特别凄美。

这个铁皮城堡的主人是一个五十出头的瘦弱女人。不仅仅她的棚屋很特别，她本人的样子也和其他的捡垃圾女人截然不同。大部分这些女人都是蓬头垢面，而且穿得十分破烂。但这个女人保持得很干净，她的破旧衣衫几乎是一尘不染，而且很仔细的缝补过。要不是她提的捡垃圾的袋子，你根本想不到她是个捡垃圾的。她似乎不大爱与别人来往。

当我跟我的同事说起我注意到的这个垃圾婆时，她们争先恐后的说她们早就注意到了，不想让我觉得我有什么特别的。她们其中一个甚至说这个垃圾婆还是我的节目的热心听众。我不知道她们是不是开我的玩笑。

一边，报告社会问题的大李开始用钢笔敲击桌面，意味着他又要给年轻一辈的同事开始上课了。

“你们不应该同情捡垃圾的。他们才不穷呢。他们的意识对这个世界的穿透是一般人没法想象的。他们的生活里容不下对物质的占有，所以他们不需要太多的物质。如果你们用金钱来衡量一个人的话，你们会发现他们比有工作的人赚的钱不会少。”他告诉我们他在一个高级夜总会里看见过一个垃圾婆，穿金戴银，喝着一百块钱一杯的法国白兰地。

“瞎说！”孟星反驳道。孟星是做音乐节目的。对她来说，仅仅因为她和大李的年龄差距已经足够让她对所有他的看法持反对意见。

大李向来是个非常谨慎的人，但他却出人意料的紧抓住这个机会，并提出和孟星打个赌。记者们喜欢挑起事端，所以大家都开始很热心的建议应该拿什么做赌注。大家最后决定赌自行车。

为了进行这场赌博，大李根妻子撒了个谎，说他要做一个晚上的调查，孟星则告诉男朋友说她要去研究当代音乐。连续好几个晚上，他们天天去那个大李声称垃圾婆经常去的夜总会。

孟星输了。一边啜着威士忌，那个垃圾婆告诉孟星她卖垃圾每个月的收入是九百块。大李和孟星好几个小时都会不过神来。孟星每个月的工资是大概四百块，她已经是同龄人眼中的幸运儿了。从那之后，孟星对一份工作的艺术价值不那么热心了；只要能赚钱，她什么活都接。办公室里每个人都说输了一辆自行车给她带来了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除了注意到这个住在铁皮城堡里的瘦小女人之外，我没对捡垃圾的人如何度过一天的举止留意过。坦白地说，我有些故意躲开她们。但是，得知了孟星的遭遇后，每次我看见捡垃圾的人就会忍不住想她们是否是真的“阔佬”。也许她们的棚屋只是她们工作的地方，她们的家其实是超级现代的公寓。

是我同事小姚的怀孕促使我去了解那个垃圾婆。小姚一得知自己怀孕就开始找保姆。我能够理解她提前九个月开始找的原因：找一个可靠的人带孩子并做家务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自己请的保姆是一个善良、老实而又勤快的十九岁乡下姑娘。她为了逃避一场包办婚姻来到大城市。她有些天生的聪明，但从没受过教育。这给她带来了许多的障碍：她不懂区分不同面值的钞票，也不懂交通灯。在家里，她会因为不会揭开电饭煲的盖子而急得掉眼泪，或是把皮蛋当作坏了的鸡蛋扔到垃圾箱里。一次，她指着街上的垃圾筒很认真地对我说，她把我所有要寄的信都投到了那个“邮筒”里面。每天我都要给她明确的交待什么应该做，什么不该做，并时不时从单位打电话回去看看一切是不是都正常。幸运的是，从没出过什么大乱子，而且她和盼盼很要好。但是，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发火了。那是冬天，我做完节目回到家里发现才一岁半的盼盼，坐在五楼的楼梯上，只穿着单薄的睡衣。他给冻得发抖，只能发出微弱的哭声。我赶紧把他抱在怀里，并叫醒睡着的保姆，一边责怪自己不能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花时间照顾自己的孩子。

我从不和同事讨论带孩子的困难，但我听到过很多吓人的故事。粗心的佣人让小孩从四楼的窗台上掉下去摔死；还有些愚昧无知的，把孩子放到洗衣机里给他们洗澡，或是在躲迷藏的时候把孩子关在冰箱里。还有些孩子被绑架索要赎金的，或是挨打的。

很少有夫妇开口叫他们的父母帮忙带孩子，因为那就意味着要住在一起。大部分人都宁愿承受带孩子的艰辛，也不愿在老一辈挑剔的眼光下生活。中国的婆婆，特别是那些传统的或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出了名的喜欢刁难折磨媳妇，因为她们自己做媳妇的时候就是被刁难折磨的。另一方面，叫一个女人为了带孩子辞去工作是不实际的，因为光靠一个人的工资基本是无法维持一家人的开销的。家庭主男则是闻所未闻。

听到小姚希望找一个可靠，有爱心又便宜的保姆的求救，老陈漫不经心的说：“这儿附近有那么多垃圾婆，你怎么不去请其中一个穷的给你干活？你不用担心她们会跑掉，也应该不用出多少钱。”

人们常说男人善于纵观全局，而女人善于注意细节。像所有的概括那样，我从来不相信这种说法，但老陈随意说出的话却让我惊讶于男人时不时会流露出的大智若愚。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想的。我的好几个女同事都情不自禁兴奋的说：“对呀！我们以前怎么就没想到过呢？”

验证了毛主席的话——“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找一个垃圾婆做保姆成了我的女同事们好几天最热烈的讨论话题。因为她们的孩子年龄不同，她们想着找一个可以共用的保姆。她们制定出了详细的如何监管和评价保姆措施以及规则。很快，我被同志参加一个在女厕所旁边的会议室召开的“女性会议”。我还没坐稳，就得问她们是不是找错人了，因为我没不记名的投票选举为从生活在广播电台的垃圾婆中选一个保姆的代表。以一种军事的没有商量余地的方式，她们提出了她们选出作为代表的标准。这是我的女同事第一次对我表示出任何的认同。她们说我看起来很真诚，我有人情味而且常识，而且我仔细，谨慎并且有方法。虽然我对她们最终的动机有所怀疑，我被她们对我如此高的评价而感动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我开始制造各种借口去垃圾婆们的棚屋那里。但是我观察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看着这些在可回收的垃圾上徘徊的女人，很难想象她们是关心人，有理性的人，更不用说把她们请进家中了。她们在随便能抓得到的东西上擦鼻涕，那些带孩子的把孩子别在腰间，这样腾出两只手捡垃圾。只用一张废纸遮住，她们就当街撒尿。

唯一值得考虑的是那个住在铁皮城堡里的女人。在她的日常生活中，她似乎表现出善良，整洁和温暖。经过几次错误的开始，我终于鼓足勇气在她回家的路上拦住她。

“你好。我叫欣然，我在广播电台工作。对不起，我能和您说句话吗？”

“你好。我认识你。你是《夜风中的私语》的主持人。我每天晚上都收听你的节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是这样的。。。”我，一个在麦克风前面可以滔滔不绝的主持人，突然变得语无伦次，根本就凑不成话。

这个垃圾婆很快就了解到我想说的事。她平静却坚定地说。“请谢谢你的同事的好意，但是我很难接受她们慷慨的条件。我喜欢过一种闲云野鹤的生活。”她用一句平淡的话就把我被同事们信赖的说服能力给打消了。

当我向我的同事们回复这件事时，她们几乎不相信她们的耳朵。“一个大电台主持人连一个捡垃圾的都说服不了。。。”

我无能为力。那个垃圾婆的眼神让一切的辩解都显得无用。在她的表情中我感到不只是简单的拒绝，但具体是什么我却不知道。

从那以后，观察铁皮城堡和它的主人成了我的每天惯例。那年秋天第二个月的一个晚上，我终于有另一个机会走近那个小窝。我做完节目后，习惯的从捡垃圾的棚屋经过。当我经过铁皮城堡时，微弱的歌声从里面传出——那是一首俄罗斯民歌《草原》。我变得非常好奇。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和苏联经历了第二次冷战，所以知道这首歌的人不多；会唱的人就更少了。我母亲在大学学过俄语，因此教过我这首歌。这个垃圾婆是怎么会知道的呢？

我走近铁皮城堡。歌声突然停了，那些设计特别的窗户中的一扇微微打开。那个垃圾婆，穿着家常的睡衣问道：“什么？你有什么事吗？”

“我，。。。对不起，我只是想听你唱歌，你唱得真好！”

“是吗？欣然，你喜欢那首歌？”

“是，是！我很喜欢。歌词和旋律我都喜欢，特别是在晚上。就像一幅完美的图画。”

“你会唱吗？”

“一点，唱得不好。我似乎表达不出那种味道。”

“你们这些做电台节目的人真有意思。你们让文字活了起来，却不会唱歌。一首歌的味道是什么呢？甜的，辛的，苦“的？”

“对不起，不过我应该怎么称呼您呢？”

“你们都叫我们垃圾婆，不是吗？我觉得这个称呼我们的方式挺恰当的，就叫我垃圾婆吧。垃圾婆正适合我。”

“这样有点难听吧。”

“别担心，欣然。就叫我垃圾婆甲、乙或丙。没关系。你刚在听我自己唱歌呢。你没其他的事了吗？”

“没有，我只是做完节目后经过。我听到你唱起这首俄罗斯民歌，我觉得有点不太寻常。对不起，我能问您您怎么知道这首歌的吗？”

“我丈夫教给我的。他在苏联留过学。”

垃圾婆没有再说下去，也没有邀请我进她的城堡，但我并不介意，因为这首俄罗斯歌曲已经给了我通向她的记忆的一把小钥匙。

我们那天晚上谈话后，这个垃圾婆再看到我时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友好。我满脑子的疑惑：她的丈夫曾经是苏联的留学生，她怎么回流落成了一个捡垃圾的呢？她的言谈举止都那么有教养——她出身于怎样的家庭呢？她受过怎样的教育？她有孩子吗？如果有的话，他们又在哪儿呢？

不久以后，快到元旦了，我去了北京出差做报导。一个在北京广播电台的同事建议我去逛逛汉莎购物中心，那里有很多国外的品牌商品。我看到一种俄国酒心巧克力。很贵，但是我还是决定买下来。我的朋友嘲笑着我的无知：最好的酒心巧克力是瑞士的，谁听说过俄国酒心巧克力呀？但我想买给那个垃圾婆。我敢肯定一个那么会唱俄罗斯歌曲的人也会喜欢这些俄国巧克力。

我从北京回来后，忍不住连家都没回就直奔铁皮城堡。在敲垃圾婆的门之前，我犹豫了。中国有句话：“世上没有无故的爱，也没有无故的恨。”我该如何解释我为什么要送给她礼物，我连自己都搞不清楚。

那个垃圾婆双手尊敬的接过礼物，非常感动。她平素从不流露什么感情，但看到这些巧克力时她明显的在颤抖。她告诉我她丈夫特别喜欢吃这种酒心巧克力——正如我猜测的那样，那一辈的人认为最好的东西都是苏联的——她说她有三十年没有见过这种巧克力了。

她慢慢的恢复了平静，最后她问我为什么送她这么贵重的礼物。

“因为我们都是女人，我想听你的故事。”我自己都惊讶于我的直率。

“。。。那好吧！”垃圾婆似乎作了一个重大的决定。“但不能在这儿。这儿几乎是没有围墙的。没有人，更不用说女人，会让每个人都看到他们胸上的伤痕。”

我们走到植物园的小山丘上，在那儿只有旁边的树木和我能听到垃圾婆的故事。

她的讲述是断断续续的。很多时候她没有解释前因后果，我有种很强烈的感觉，她还是不想完全的说出她的经历。她的话只是揭开了她自我封闭的盒盖，但却没有揭开她始终笼罩的面纱。

垃圾婆的丈夫年轻的时候去了莫斯科留学三年，回来后不久便进入了政坛。当时刚好是大跃进时期。在党的关怀和牵线搭桥下，他和垃圾婆结婚了。正当他们全家沉浸在家里诞生的第二个孩子的喜悦中时，她的丈夫却瘁死于心脏病突发。第二年的年终，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又因为猩红热而夭折。丧夫丧子之痛令垃圾婆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一天，她带上剩下的那个孩子来到黄河边，准备和丈夫孩子在下辈子团圆。

在黄河岸边，她正准备和生命告别，她的儿子突然天真地问：“我们要去见爸爸了吗？”

垃圾婆非常惊讶：一个五岁大的孩子怎么就看穿了她的心思？她问儿子：“你说呢？”

他大声地回答说：“当然我们要去见爸爸！但是我没把我的玩具车带来给他看!”

她顿时哭了起来，没再问儿子什么。她意识到他很清楚她的感受。他明白他的父亲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但像其他的小孩子\一样，他并不知道生死之间的区别。她的眼泪唤醒了她的母性和责任感。她抱着怀中的孩子哭着，让奔流的河水冲走了她的脆弱，并带给她力量。然后，她收起遗书带着儿子回家了。

她的孩子问她：“我们不去见爸爸了吗？”

她回答说：“爸爸现在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你太小去不了。妈妈会帮你长大，到时候你就可以带更多更好的东西去见爸爸。”

从那之后，垃圾婆尽了一个单身妈妈的全力给儿子她能给的一切。她说他后来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人。

但为什么她的儿子，现在应该成家立业了的，让为他操劳的一生的母亲沦落到成为一个捡垃圾的呢？“你的孩子在哪儿？为什么。。。？”我支支吾吾的问她。

垃圾婆没有正面回答。她只说没人能懂一个母亲的心。她坚定的暗示我不能往下追问了。

元旦过了，春节将至。这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很多人利用这个时候稳固发展他们的人际关系。每一年，媒体的领导们都在春节收获颇丰。不论官位高低，他们都会收到成堆的礼物和参加宴会的邀请。虽然我当时只是个小小的主持人，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力，因为我的节目很受欢迎，还是有很多有钱有势的人争相请我。他们的注意力并不是在我本人的什么成就上，而是在我的听众的重要性上。所有中国的官员都熟悉自唐朝以来的古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向我的听众那样的老百姓就是水，而他们这些当官的就是舟。

在我所收到的许多镶着金边的大红请帖中，有一封是来自市委一个正平步青云的新上任的官员。传言说这个年轻人将有可能有大作为；并可能有机会做到为数不多的省一级干部。我很想知道这个只比我大几岁的人有什么特别之处，能在中国政界的迷宫里如鱼得水。我于是决定参加他的接待宴会；请柬上说晚宴将是西餐的自助餐，这倒可能是蛮新鲜的。

宴会在这位政客的家里举行，他家虽不是什么豪宅，但也非常富丽堂皇。光客厅就能放下像我这样成年人的四五张单人床。因我到得有些迟，客厅里已经是高朋满堂，碰杯声不断了。我的女主人小心的按官阶大小将我介绍给其他的客人。我突然想到一个很不相干的想法：这些达官贵人们上厕所是不是也要按官阶先后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些官小的可得憋很久了。

西餐自助餐非常丰盛，也似乎很地道，如果可以按我在杂志上看到的图片做为标准参考的话。为了表示对媒体的女性的特别招待，精力充沛的女主人，为了表示亲密，叫上几个女记者到她的卧室，并拿出一盒她特意准备的巧克力。

我给惊呆了：那盒巧克力和我给那个垃圾婆的一模一样。女主人打开盒子，盖子里面有我手抄给垃圾婆的《草原》的歌词，以表达我新年的祝愿。

这个有权有势的家和垃圾婆的铁皮城堡简直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这盒巧克力是怎么到了这里的呢？我脑海里翻腾着无数的问题，我的心跳都加快了。我不想再在那个宴会多呆一刻，于是找了个借口匆匆离开，像着了魔似的向铁皮城堡跑去。

垃圾婆不在。我等了很久，直到她那晚很晚回来。她一见到我便很很兴奋的说：“元旦和春节是捡垃圾的繁忙季节。所有大大小小的垃圾桶里，都有很多还没拆开包装的食物，和人们扔掉的有用的日常用品。说老实话，我们那个年代。。。人们忘了艰苦的日子啊。”

我再也忍不住了，打断她急切地问：“我怎么在一个正往上爬的当官的家里看到我给你的那盒巧克力？是有人偷了吗？到底怎么回事？”

垃圾婆听着我一连串的问题，脸上的表情很复杂。她明显的发着抖，但很努力的控制了自己的情绪回答说：“春节后我们约个时间，我会告诉你。”

说完后，她关上门不再搭理我。寒风中闪烁的烟囱终于将我从恍惚中唤醒，我回家了。

春节似乎怎么也过不完，我满是悔恨。一个人住在那薄纸般的棚屋中受风吹雨淋，没有家人朋友，垃圾婆最不需要的是我那些刺人的问题。我想过拜访她，但我知道她已经说得很明确：得等到春节过完。

放假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很早赶到办公室。我经过铁皮城堡时，看见门上上着锁。垃圾婆每天也是很早便离开。这没什么奇怪的：谁愿意在一个既不能御寒又不能避暑的窄小棚屋里睡懒觉呢？电台门口的门房告诉我前一天有人留了一封信给我。很多听众宁愿费事的亲自送信给我。他们似乎觉得这样更安全，或是更容易引起我的注意。我谢了门房，但没特别留意这封信，在经过信箱的时候放在了我的信箱里。

那天我偷偷溜出去至少四五次去看那个铁皮城堡。但门一直锁着，而垃圾婆不见踪影。我感到稍微的不悦，因为她食言了，但决心等她。我想道歉，并解释关于巧克力的事情。我决定在办公室呆到上夜班的时候，并开始看信件。

那天晚上大概八点二十分，我再次出去，但铁皮城堡的门仍然是锁着的。我猜想着她怎么还不回来。外面的收获那么大吗？回到办公室我继续看信件。我接下来打开的一封信的字体娟秀清丽。写信的人明显是个很有教养的人，受过最高教育的。我被看到的内容牢牢的钉在椅子上了。

亲爱的欣然：

谢谢你。谢谢你的节目——我每天都听。谢谢你的真诚——我多年都没有交过一个朋友了。谢谢你的那盒俄国酒心巧克力——它们让我记起我曾是个有丈夫的女人。

我把巧克力给了我们的儿子。我以为他也会像他父亲那样喜欢吃。

一个儿子很难和母亲住在一起，对他的妻子很难。我不想打扰我儿子的生活，或是让他为了在母亲和妻子之间保持平衡而为难。但是我发现我很难逃避我的女性本能，和一个母亲一辈子的习惯。我过着我现在的生活，因为我想离儿子近一些，在他每天一大早去上班时远远的看他一眼。请不要告诉他。他以为我一直以来都住在乡下。

欣然，对不起，但是我要走了。我是一个外语老师，我应该去农村去教更多孩子。就像你有一次在节目中提到过的那样，老人也应该有自己的生活空间才能渡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请原谅我对你的冷淡。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温暖都给了我儿子，他的父亲在他身上延续着。

祝你春节幸福平安，

来自垃圾窝的垃圾婆

我能理解为什么垃圾婆离开。她已经让我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她的羞耻已经让她无法再面对我。我很抱歉把她从她精心经营的世界里赶走了，但也替她遗憾燃烧自己去照亮孩子，最后却被拒绝在外。她唯一的信仰来自她一个母亲的身份。

 我保守了垃圾婆的秘密，从没告诉她儿子她曾远远的看着他。但我再也没去过他家，因为我珍视其记忆的垃圾婆从没进过那个门槛。虽然他看来很富有，她才是那个真正拥有财富的人。

金帅看起来更像个公关经理，而不像大学生。虽然她的外貌并不出众，但她绝对引人注目。她穿着剪裁得当的海军服，把她的身材突出得很好，一件优雅的衬衫和极为诱惑的高统皮靴。她的长发松松的披在肩上。

我们轻啜着小小的紫砂杯里的龙井茶。

“那，欣然，你像他们说的那样博览群书吗？”

金帅马上转换了我们的角色开始发问。

急于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我列出了我读过的一些关于政治经济的书。

她却不为所动。“那些老掉牙的书能告诉你什么人类的需要和欲望？他们谈的都是空无实际的理论。如果你想看些有用的书，试试看《现代商业管理》，《个人关系研究》，或是《企业家的人生》。至少这些书能帮你赚些钱。真可惜，你有那么多重要的关系，别说你成千上万的听众，你却日日夜夜的劳作就为了赚那么点工资。你浪费太多时间看那些没用的书，错失了很多机会了。”

我开始辩护。“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嗨，别往坏处想。你的工作不就是回答听众的问题吗？我来再问你几个问题。女人的哲学是什么？对女人来说何谓幸福？好女人有什么条件？”金帅一口将她那杯茶喝下。

我决定把话头转给金帅，希望她能说出她的真实想法。“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我说。

“我？但我是个理科学生，我可不知道社会学的东西。”她突然变得谦虚起来，但我想我可以用我的采访技巧来让她说下去。

“但是你的见解可不限于理科的东西，”我建议说。

“那倒是，我是有些看法。”

“不是一些。你可是出名有见解的。”

“谢谢。”这是她第一次用我之前以为大学生都有的礼貌和我说话。

我抓住这个机会问她问题。“你聪明，年轻，而且有魅力。你认为你自己是个好女人吗？”

“我？”她似乎犹豫了一下，然后坚定的回答说：“不是。”

我的好奇心被勾起了。我问道：“为什么？”

“服务员，再来两杯龙井。”金帅点东西的自信说明她明显出身优越。“我没有那种温柔和善良。好的中国女人得举止温柔，文静，而且她们把这种举止也带到床上。结果他们的丈夫就说她们不够性感，这些女人屈服于压迫，相信这是她们自己的错。她们得承受月经和生孩子的痛楚，还要在她们的丈夫赚得不够多时像个男人一样养家糊口。男人们在床头订上漂亮女人的图片来刺激自己，而他们的老婆则怪自己过分劳碌的身体不够迷人。”

我暗自高兴。金帅可不需要鼓励就滔滔不绝。

“男人的荷尔蒙迅速分泌时，他们便信誓旦旦。这令千百年来积累下成百上千的诗歌：海誓山盟或是非君莫属。但那样的男人只在故事里才有。现实中的男人找借口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值得这样爱的女人。他们是利用女性的弱点来控制她们的专家。几个字的情话或赞美能让有些女人高兴很久，但这不过是一种假象。”

“看看那些相濡以沫的老夫老妻。你认为那个男人应该很知足了，是吗？但只要他有机会他肯定会娶新妻，弃旧妻。而且他的理由肯定是他的妻子不够好。在那些养情妇的男人眼中，好女人就更少了。那些男人视女人为玩物。他们鄙视他们的情人，要不然早和她们结婚了。”